陶元庆
陶元庆和他与鲁迅的交往
陶元庆是短命的天才，逝世时年仅39岁，但当时他已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上著名的书籍装帧艺术家了，在他生前，他曾得到过鲁迅的高度赞赏，他还与丰子恺、钱君?被并称为中国现代书籍装帧的三大家，恰好这三人又都是浙江人，其中，陶元庆以其所绘的“大红袍”被称为是“陶红袍”、丰子恺以其所绘的杨柳和燕子被称为是“丰柳燕”、钱君?则以擅长设计封面被称为是“钱封面”，陶元庆还与李金发被称为是“诗画双绝”。
陶元庆自少年时就喜欢美术，他精于国画和水彩画，又擅长西画，后来他在上海《时报》馆为《小时报》设计图案，得以与一墙之隔的有正书局老板狄楚青相识，当时狄楚青收集有大量的中外美术图案，陶元庆沉浸其中，此后便专事图案设计和书籍装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书籍装帧艺术家，他为鲁迅创作和翻译的许多书籍，如《坟》、《彷徨》、《朝花夕拾》、《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等设计和装帧封面，并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情，鲁迅多次称赞其作品，并因一再请其作画，说自己是“得陇望蜀”。1924年，陶元庆到北京游历，就住在鲁迅曾经居住过的绍兴会馆里，此前陶元庆还在上海结识了周建人，当时恰好鲁迅在北京各高校授课，其中作为文艺理论讲义而翻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将出版，就请陶的好友、也是绍兴文学青年的许钦文转请他作封面画，陶元庆欣然接受，没有多久就将作品转交给了鲁迅，鲁迅看后十分满意，又让许钦文带话给他，让他有空来串门聊天，但陶元庆不擅长活动，甚至羞涩于拜访名人，没有主动去拜访鲁迅，直到鲁迅从许钦文妹妹那里听说他来到北京已有多日，就请许钦文邀请陶元庆来做客，这样，陶元庆才由许钦文介绍与鲁迅相识了。这年12月3日的鲁迅日记上记有：“午后陶璇卿、许钦文来。”
说也奇怪，陶元庆是认生的人，但一见鲁迅，说起话来却滔滔不绝，两人彼此很投缘，这原因除了是老乡之外，与鲁迅懂得美术也有关系。此后，陶元庆时有造访，鲁迅也时常邀请他来（《鲁迅日记》中提及陶元庆多达七十余次），如翌年的春节，鲁迅邀三个故乡青年来吃饭，这三个人就是陶元庆、许钦文、孙伏园，作陪的则有鲁迅的母亲以及俞家三姊妹（俞芬、俞芳、俞藻）和许羡苏、王顺亲等故乡的女子，桌上的菜肴都是绍兴的风味。其实，鲁迅向来宴客都到馆子里，这次破例在家中设宴，实在是为主客的陶元庆特意准备的。此后，两人有了更多的合作，鲁迅把自己的许多书籍都交由他设计，他还代人请其设计封面，并说：“很有些人希望你给他画一个书面，托我转达，我因为不好意思贪得无厌的要求，所以都压下了。但一面想，兄如可以画，我自然也很希望”、“我只是一批一批的索画，实在抱歉而且感激”，于是，在鲁迅转请陶元庆所作的书刊封面中，有文学刊物的《沉钟》和未名社的《未名》等，有代王品青转请为其女友“淦女士”即冯沅君的小说集《卷?》（后由司徒乔创作），以及绍兴文学青年董秋芳翻译的俄国小说《争自由的波浪》、李霁野翻译的安特莱夫戏剧《黑假面人》等。
是年年末，“未名社”出版了鲁迅翻译《苦闷的象征》，陶元庆在设计封面时，用一个在压抑中拼命挣扎的半裸的妇人人体形象为主体，通过这个披着波浪似的黑发、用脚趾夹着钗的柄、又用温柔的嘴和舌舔着这染了血的武器的尖头的妇人，用那略带恐怖的情景和暗藏着无限的悲哀的画面表达所谓“苦闷的象征”，画面还用了黑、白、灰、红等彼此相衬的色彩和郁悒的线条，这样来深刻地表现主题，鲁迅以为这样处理“使这书披上了凄艳的新装”，许钦文更认为它“首创了新文艺书籍的封面画”，而“五四”新文学书籍以图案为封面的则始于此书。这本书初版时因经费所限，封面用单色印成，鲁迅觉得过意不去，于是待初版售完后，以版税作为再版时的补充经费，并将封面由单色还原为复色，视觉效果也更加强烈了，于是这本书的两个版本，因为有不同色彩的封面而成为收藏家的珍品，以至被称为是“人间妙品”。
另一幅《彷徨》的封面，陶元庆用橙红色为底色，配以黑色的装饰人物和傍晚的太阳，上下两段横线，简练地概括了画面的空间，而人物的动作似坐又似行，满幅画面被紧张的情绪所包围，将“彷徨”表现得恰到好处，又耐人寻味。鲁迅称赞说：“《彷徨》的书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可是当时有的人却看不懂那寓意，以为陶元庆居然连太阳都没有画圆，陶元庆只好愤愤地说：“我真佩服，竟还有人以为我是连两脚规也不会用的！”
陶元庆还为鲁迅设计了《出了象牙之塔》、《工人绥惠略夫》、《中国小说史略》、《唐宋传奇集》、《坟》、《朝花夕拾》等，其中《唐宋传奇集》封面素朴静穆，古风悠然，画中人物、马车、旗幡，排列有序，意趣高远，这种用写意的手法表达性情则是他艺术特色之一。《坟》，鲁迅邀请他设计封面时说：“我的意思是只要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陶元庆遂在创作封面时便用一种包含着死的气息的画面营造构图，把棺椁与坟相排列，强烈传达出鲁迅作品的寓意。
陶元庆最具代表性的装帧封面，是他为许钦文的小说集《故乡》设计的“大红袍”，那是一次他从北京天桥的戏院看戏出来后，为舞台上的艺术形象深深感动而忘情地彻夜画出的。他取故乡绍兴戏《女吊》的意境，画出一幅半仰着脸的女子，把其中“恐怖美”中病态的因素删除，表现出一种渗着悲苦、愤怒、坚强的艺术精神。画面中蓝衫、红袍、高底靴等都是古装戏中常见的道具，主人公持剑的姿势也来自于京戏中武生的造型。这一作品，陶元庆汲取多元的艺术感悟，稍加变型，遂为一幅绝唱的艺术创作，后来许钦文把他创作这幅画的经过讲给鲁迅听，鲁迅沉醉其中，不断地说：“呵，是这样的，璇卿是这样的”，“这样一气呵成，好像是偶然的，其实早就积累了素材，甚至已经有了初步的腹稿。那天晚上的看戏，只是最后的促成。写文章总要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才能写得深刻，生动。绘画也要这样，有功夫的艺术家大概都是这样的。”许钦文的其他几部结集如《鼻涕阿二》、《幻象的残象》、《无妻之累》、《回家》、《往星中》、《若有其事》等，也是陶元庆设计的封面，鲁迅还曾将一位外国人对陶元庆画的意见告诉陶元庆，其实也是他满心喜悦的共鸣：“这里有一个德国人，叫Ecke，是研究美学的，一个学生给他看《故乡》和《彷徨》的封面，他说好的。”显然，鲁迅非常欣赏这位故乡的艺术青年，对他几乎常常不惜不加任何掩饰的褒奖，鲁迅也非常尊重陶元庆的性格，在他们时间不长的往来中，可以说是充满了怡怡之情，鲁迅曾多次赠书和宴请他，陶元庆更是以同乡晚辈的身份对鲁迅执弟子之礼，不仅经常赠画作和画信片，还不时赠送家乡的火腿，以及从西湖边采撷来的梅花。鲁迅1926年8月26日携许广平南下，在北京火车站欢送的人群中，也有陶家兄妹的身影。
陶元庆的两次作品展览
陶元庆生前举办过一次“个展”，那是1925年3月19日，地点在北京西四的帝王庙内，这是鲁迅通过章衣萍为陶元庆借用了“个展”的场所，此外鲁迅还热心参与筹办，为《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写序，他说：“陶璇卿君是一个潜心研究了二十多年的画家，为艺术上的修养起见，去年才到这暗赭色的北京来的。到现在，就是有携来的和新制的作品二十种藏在他自己的卧室里，谁也没有知道，――但自然除了几个他熟识的人们。在那黯然埋藏着的作品中，却满显出作者个人的主观和情绪，尤可以看见他对于笔触，色采和趣味，是怎样的尽力与经心，而且，作者是夙擅中国画的，于是固有的东方情调，又自然而然地从作品中渗出，融成特别的丰神了，然而又并不由于故意的。将来，会当更进于神化之域罢，但现在他已经要回去了。几个人惜其独往独来，因将那不多的作品，作一个小结构的短时期的展览会，以供有意于此的人的一览。但是，在京的点缀和离京的纪念，当然也都可以说得的罢。”这篇《序》，很快就在孙伏园编辑的《京报副刊》发表了。
鲁迅深爱着陶元庆的作品，他长久地停驻在陶元庆的画作前，尤其是其中的《大红袍》和油画《农女》，他甚至有些吃惊于这位年青的艺术家的创作力了，他对许钦文说：《大红袍》，真是富有力量，对照也强烈，又极调和、鲜明，还有那握剑的姿态，也很醒目。接着他又说：这幅画应该好好保存下来，是不是可以将之用作《故乡》的封面？于是，“这样，也就把《大红袍》做成了印刷品，保存起来了。”鲁迅的建议，最终成全了两位青年作家和艺术家――“乡土文学派”许钦文的作品、装帧艺术家陶元庆的杰作，由于鲁迅的建议而得以传世，这样，因要保存一幅画而创意编印一部作品集，这恐怕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孤例了。
鲁迅喜爱陶元庆的画，想请他给自己画肖像，陶元庆自是愿意，不过因为两个人的时间凑不好，终于没能找出时间来做素描，后来陶元庆返乡在台州任教，鲁迅把自己的照片寄去，请陶元庆在假期对照照片画一张肖像。1926年5月，陶元庆把画成的鲁迅头像寄给鲁迅，这就是鲁迅生前最喜爱的一张自己的肖像了，后来这幅画就摆放在鲁迅北平寓所的客厅正中。
鲁迅南下后，与陶元庆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当鲁迅定居于上海时，陶元庆也在上海立达学园美术院西画系教美术了，二人于是又保持了经常的往来。当时正是国民党取代北洋军阀政府建立了对全国的政治统治，同时厉行“清共”，鲁迅处于被“文化围剿”的铁幕之下，陶元庆则因自己艺术家的风度，穿着有别于常人而被引起注意，“当时正在‘清党’，马路上检查得很严，因为他的样子太特别，呢大衣和大翻领衬衫的上面还披着一大蓬乱头发，走路又匆促，屡次为巡捕注意，身上搜得很厉害。”（许钦文：《陶元庆及其绘画》）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艺术热情。1927年12月，立达学园要举办第二届绘画展览会，陶元庆和丰子恺等求助于鲁迅，鲁迅欣然如邀，除了撰写文章绍介，又挑选了一些自己珍藏的画像拓本加入展览，自己也亲赴展览会，并与陶元庆、许钦文和家人共宴为贺。此次立达学园的美术展览，内有陶元庆的作品30幅，鲁迅又写下《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我所要说的几句话》，再次热情赞扬陶元庆对中国现代美术运动的不懈探索和追求，他说：“陶元庆君绘画的展览，我在北京所见的是第一回。记得那时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我觉得我的话在上海也没有改正的必要。”为什么呢？鲁迅接着说：“中国现今的一部分人，确是很有些苦闷。我想，这是古国的青年的迟暮之感。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我要范围说得小一点：文艺之业。倘使中国之在世界上不算在错，则这样的情形我以为也是对的。”这其实就是鲁迅“五四”时揭橥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对于陶元庆来说，他也无异于是自己的同志，在中西两种异质的文化发生冲撞和会通的潮流中，陶元庆的追求和探索是为鲁迅所支持和欣赏的，那就是――“陶元庆君的绘画，是没有这两重桎梏的。就因为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所谓“两重桎梏”，鲁迅是指在世界潮流袭来下传统的变种和完全的被同化――这其实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面临世界大潮产生的两种错误倾向――要么是以所谓“东方主义”“舍了用惯的向来以为是‘永久’的旧尺，另以各时代各民族的固有的尺，来量各时代各民族的艺术”，其流弊则是“这往往使我们误解，以为要再回到旧日的桎梏里”；别一种相反的倾向则是走极端的“勇猛的反叛”，它“震惊我们的耳目，又往往不能不感服”，却“又成了一种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陶元庆则是健全的，在他的艺术追求中，没有泯灭民族性，又增添了“新的形和新的色”，他绝非只会说“yes”或“no”的孱头和莽汉。鲁迅说：“他究竟是中国人”、“又已经是现今的人”，即一个拥有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艺术家。鲁迅又说：“我想，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陶元庆是幸运的，在他生前，他拥有鲁迅这样的艺术知音。当然，这也不仅止于是对他，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化走向的指导性意见，应该是我们的一笔财富。
陶元庆故后轶事
陶元庆生前创作画幅，过于辛苦和疲倦，他时常说：“真的艺术品，的确是一口一口的鲜血的结晶；有着天才的画家，真诚地一口一口地尽力吐出鲜血来，才能有真正的艺术品。”于是，他的寿命也注定是不长的，遗憾的是，鲁迅对陶元庆的更大期望，终因陶元庆的猝死而破碎了。那是1929年8月10日，鲁迅在日记中悲痛地写道：“夜得钦文信，报告陶元庆君于六日午后八时逝世。”
当时，陶元庆因上海的立达学园绘画系停办，改在杭州西湖国立艺术院执教（已被聘为教授），后来突然患上了伤寒。他原本住在西湖边的“俞楼”上，因为当年要举办西湖博览会，沿湖的房子被收回征用了，他搬到广化寺楼上的小屋养病，暑天的杭州奇热，他住的屋子太小，通风不好，病情就加重了，此后便被学生移到许钦文所在的杭州高级中学蒲场巷的家里。许钦文和陶元庆在杭州蚕桑学校的妹妹陶淑卿请了当时杭州有名的医生、湖滨三三医院的中医裘吉生给陶元庆看病，但他的病情没有好转；于是，在他病危时，又请日本人梅藤根在杭州大方伯开办的广济医院的西医来出诊，待医生赶到，病人已经进入弥留状态，送进医院后，已经不治了。
陶元庆和鲁迅最后的交往，是他此前一年即1928年11月23日的拜访鲁迅。到杭州后，他还曾于翌年1月托友人给鲁迅送去鲜花和画稿。得到许钦文报告的噩耗，鲁迅痛心之余，请赶到上海的许钦文详细讲述陶元庆病逝前后的情况，在提及后事的安排时，鲁迅拿出300元钱交给许钦文，说：陶元庆生前喜欢西湖，经常在西湖边指导学生写生，是不是就把他葬在西湖边，这点钱就用作买冢地吧。许钦文返回杭州后，按照鲁迅的意思，将陶元庆的棺材从同善堂移厝至清波门的停云山庄，并买下玉泉一块三分多的墓地，打算在西湖艺术院开完追悼会后，将陶元庆安葬在玉泉，当时许钦文还准备用严州的青石做坟、用太湖石做墓碑，又和鲁迅商量好，届时请鲁迅专赴杭州参加下葬，鲁迅也答应了。不巧，后来海婴出世，许广平做产，妇孺皆需照顾，鲁迅来信说不能参加陶元庆的葬礼了。许钦文将陶元庆的坟墓做好后，又赴上海向鲁迅汇报。这墓园，取名为“元庆园”，有人回忆说：“那墓是许先生特地到上海去参考了许多西洋坟墓的建筑方式之后亲自打模型造成的，系长方式，背后有石级可上去眺望西湖，上面覆着一块大理石，刻着‘陶元庆墓’这几个字。简单，朴素，然而壮严。许先生在杭州时是时常上那儿去的。”（味回：《许钦文先生》）
“元庆园”，今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的附近。鲁迅还想给陶元庆出一本《陶元庆画集》，但考虑到当时国内的印刷水平，恐怕会印不好，而“璇卿的画实在很细致，尤其是色彩，下笔时一丝不苟，如果印得不准确，一走样，就失掉了本色”，于是，他联系和打听欧洲的印刷情况，以为费用还可以接受，只是海关关税太高，暂时还不能承受，就嘱咐许钦文好生保藏亡友陶元庆的作品，以待来日。1931年8月14日，鲁迅披阅此前1928年北新书局出版的《陶元庆的出品》，睹物思人，他悲哀地题曰：“此璇卿当时手订见赠之本也。倏忽已逾三载，而作者也久已永眠于湖滨。草露易?，留此为念。乌呼！”
陶元庆的遗作，后由许钦文代管，许钦文又在杭州钱塘门外石塔儿头的莲花凉亭买了一块一亩一分的菜地，建造了一间“元庆纪念堂”，用以存放和陈列死者的画稿，岂料后来这间房子成了“凶宅”――上海“一二八”战事后，陶元庆在立达学园艺术院学画的妹妹和一位同学住到这里，没有想到这两位女子是同性恋（陶的小妹是激于哥哥的身故而感情发生畸变的），两人誓言绝不嫁人，后来却发生了意外，即鲁迅书信中所谓“似是三角恋爱，二女相妒，以至相杀”，陶妹的同学毙命、陶妹受伤送西湖疗养院疗治，这在当时是各地风传的新闻，可怜牵涉到房主的许钦文，竟被死者的姐姐控告为“谋财害命”，身陷囹圄（又负有“窝藏共党”和“组织共党”的罪名），多年后，“蒙鲁迅先生营救，一年后得虎口余生”。（许钦文：《鲁迅和陶元庆》）当时鲁迅给茅盾写信说：“最失败的是许钦文，他募款建陶元庆纪念堂，后来收款寥寥，自己欠一批债，而杭州之律师及记者等，以他为富翁，必令涉入命案，几乎寿终牢寝，现在出来了，却专为付利子（即利息）而工作着。”
鲁迅逝世不久，抗日战争爆发，许钦文已由郁达夫介绍，远赴福建，“元庆纪念堂”被交给其家属来看管。日军开入杭州后，“纪念堂”遭劫，陶元庆的全部画稿全部化为乌有！抗战胜利后，许钦文返回杭州，他看到“元庆纪念堂”已是空空如也，玉泉的“元庆园”也不成了样子：铁门和铁栅不见了，围墙的砖头也被拆光了，只剩下孤零零的坟头！又过了几年，甚至这坟头也不见了，为了建立植物园，把陶元庆的坟墓拆埋了，理由居然是：“鲁迅的朋友很多，陶元庆只是其中的一个”！终于，陶元庆的一切，都不见了！！！
陶元庆曾经沐浴在九十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除了绘画，他也创作有一些文艺作品，可惜这些都已不存于世了。当时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世界潮流袭入中国，蔡元培首倡“劳工神圣”、周作人揭橥“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鲁迅更是致力于颠覆“吃人”的传统和社会，“五四”潮流的“新村主义”、“托尔斯泰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思潮等一波接着一波输入进来，陶元庆也因而“对于弱小的生物，不但是人，无论猫狗鸡鸭，都有浓厚的同情”，这似乎是泛爱的，但他更注重对穷苦人民的关怀，那时他有一首《细砂》的小诗，可能就是受了日本俳句和周作人小诗的影响，因为看见一个小姑娘用一个铜子买了花生米回家的情形，便吟起：“穷苦的人家呀，连耗子都不来一个！”那时，他往往看见“穷苦人家的小孩子的神情，更加使得他注意”了。这些，包括他的文字――他生前刊登和散落在许多报刊上的文章，如名篇的叙说故乡风物和传统的《绍兴》，尚未收集和整理，难道他的作品――绘画和文字，都与他的肉身一齐，归于大地母亲的怀抱中了么？
（余记：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周楠本先生近将馆藏鲁迅藏画的《元庆的画》、鲁迅遗墨《题〈元庆的画〉》、《题〈陶元庆的出品〉》等刊登在《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9、11期、2009年第2期，可谓弥足珍贵，此文当为响应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