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写评论周作人的文章并非易事。写与周作人文集出版相关的文章，虽然隔了一层，有如体育比赛降低了难度系数，似乎更可以自由发挥了，但对我而言，也同样地难于下笔。
周作人《〈聊斋鼓词六种〉序》中说：“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我很喜欢这种态度，
我虽不能完全体会到这样的态度与心情，但“姑妄言之”也是我所喜欢的一个词，那么我便“姑妄写之”。作为《周作人散文全集》的责编，近六年时间里，我一直在钟叔河先生的指导下参与这套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关系比《红楼梦》中刘姥姥之于贾府的关系或者还要疏远一点，因为刘姥姥至少进过大观园，而我则只见过苦雨斋的几张图片，吃了几颗周氏文章所化的豆豆而已。
2006年在钟先生家看校样，工作之余照例是一番闲话。钟先生年逾古稀，精力却比我这个后生小子还旺盛，听他侃侃而谈，不失为一种有益有趣的休息。这一回钟先生并没有“扯谈”，而是起身从书架上拿出一本《瓜豆集》，翻到《结缘豆》这篇文章，一字一句念了一遍。钟先生带着湖南音的普通话听起来亲切有味，而这篇文章也说出了一切周作人的读者与他的关系。
钟叔河九岁时读到周作人的“半篇”文章，即十分喜欢，32岁时致周作人信中又云：“二十馀年来，我在这小城市中，不断搜求先生的各种著作，凡是能寻到的，无不用心地读，而且都爱不能释。”我看到这句话，不禁也想起我读周作人的经历。我第一次读到周的文章，是在18岁时，真正用心去看，则已是在24岁以后，因为钟先生所编的《周作人散文全集》这套书而开始的。这套书尚未出版，校样却已被我在工作之余当书来看过两遍了。
我为这套书所做的工作微不足道，得到的回馈则无以计量，这回报虽如周氏文章中所云，不过是一粒粒“结缘豆”，但它们会影响我的一生。
二
周作人常引Havelock Ellis的一段话：
在道德的世界上，我们自己是那光明使者，那宇宙的历程即实现在我们身上。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把竞走――这在路克勒丢思看来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征――里一样，我们手持火把，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那时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
周作人说：“（这节话）我顶喜欢，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人生观，沉静，坚忍，是自然的，科学的态度。”火把的传递是一切生活的象征，传递者将隐没到黑暗里去，而其功不可没。孙郁《当代文学中的周作人传统》中写道：“我相信总有一天，还会有一个较大的复归五四的精神写作，回到鲁迅、胡适那里去，回到周作人那里去，并非重复他们的基调，而是以此为基点，重新塑造我们的梦想，多年来我一直有着这样的想法，今天写出来，献给已经过去的世纪，并留给同样关注周氏兄弟传统的友人们。石在，火种便不会磨灭，历史就是这样进化的。”
我想，编辑出版周作人的散文全集，便是保存火种俾其传递的重要工作之一。
2004年初，时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的肖启明与我一道从桂林出发，到长沙钟叔河家中商谈《周作人散文全集》的出版事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钟先生，当时我毕业不久，此后与钟先生近五年的交往中，每周固定与他通一次电话，其间因处理校样，去他家里也有近20次，每次少则三五天，多则要待上近十天。这套书规模不小，正文14卷近七百万字，以编年体的格式收录了周作人1898~1966年的全部散文作品及部分日记、诗歌、书信、序跋、译文，内容涵括了此前出版的主要周作人文集――《周作人文类编》及《周作人自编文集》的全部散文内容，并有近一半为集外文及未刊稿。所有文章均考订注明：①初次发表的时间；②发表的出版物名称；③所用的署名。集内文注明收入何集，集外文注明“未收入自编文集”，未曾发表者注明“未刊稿”。每篇文章均有与“索引卷”相对应的编号，十分便于读者及研究者的查阅。
这套书的另一特色在于第十五卷“索引卷”，“索引”近60万字，与《鲁迅全集》“索引”中以注释内容为主不同，《周作人散文全集》“索引”卷内有全集篇目索引、主题分类索引、人名索引、书名索引、篇名及报刊名索引、自编文集篇目索引等，鄢琨先生与钟叔河先生合编的这些索引，毫无疑问将为读者及研究者提供极大的便利与帮助。
三
在与钟先生近五年的工作交往中，他极为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是我所最为佩服的。他交到出版社的原稿，经我们录入排版校对后，成为近一万张的校样。一般的编者，看看版式样章、封面设计，到书出片以前再翻看清样，然后就等着书出版了。钟叔河先生却将这近万张校样从头至尾一页页地校阅过两遍，有些卷次他看过三遍以上。每次校阅，他都会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有些是原稿存在的错误，有些是出版社录入的讹误，有些是改正他自己以前所写的脚注，除了在校样上改正以外，他还在每一页贴上手制的浮签，用彩笔写明问题所在，以免我与照排人员遗漏。
每次我坐在钟先生书桌对面，与他一页页翻看他已校阅过的校样（每次他看完校样，等我到了长沙，他还要与我一起再翻看一遍，向我讲明并与我商榷这些问题该如何处理），看完一卷，钟先生便用自己手制的铜版纸书皮将校样妥善包好放入信封中，以免校样的首尾两页及边缘受到磨损。钟先生校样上的字迹也十分工整，用红笔标出问题，绿笔写他的意见，遇到要添加脚注时，便用尺来画直线。他早年做过制图员，对于每一次校样，都力求干净整洁，他常说从细节中可以看出一个人做事的能力。周氏兄弟在包书写稿方面，也都颇为细致，周作人曾特别说到鲁迅包书异于常人的认真，钟叔河先生的身体力行，也使我明白“认真”两字，实在要从细微末节的小事做起。
钟先生对于普通校样的爱惜之意，令我十分感动。他常说这是他所编的最后一套书了，我听了不禁有些黯然，心想周作人的书中倾注了钟先生半生的心血，也许比他自己的著作还要看得宝贵吧。周作人晚年说他“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这当然是过于自谦的话。我想钟先生对于他晚年所编的《周作人散文全集》，也可说是完成了五十年来的心愿吧。
钟叔河认真严谨的态度，对于出版社方面的编辑工作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虽没有《鲁迅全集》那样的专家阵容，但花了近五年时间编辑出版这书，在校样上当然也下了许多功夫。钟先生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周作人文章的原件及各类版本的图书供我们校阅参考之用，并指导我们去图书馆寻求《语丝》《晨报副镌》等报刊原件来核对校样，我们在校对过程中，他每发现新的周作人佚文，便随时增补。这套书在编校过程中因同时也在做索引，每篇文章按所在年份均有相应的索引编号，如1919年第1篇编号为19.001，增加稿件会使编号打乱，索引就必须重新调整。虽然增补的稿件为编写“索引”增加了不少困难，但“索引”编者鄢琨仍不遗余力地配合我们的工作，这也是我们十分感谢的。“索引卷”的工作，鄢先生其实可以说是做了两遍。后来钟先生便在正文末尾附录“补遗”，以收录新发现的佚文。
《周作人散文全集》的内文版式、封面设计乃至插图方面，钟叔河与出版社的装帧设计者也都反复考虑，经过多次讨论调整才最终定下方案。
四
与钟先生接触日久，我们便逐渐成了朋友。听钟先生平易随和又风趣的谈话，有时比十四卷近一万张校样对我更有吸引力。2006年我与桂林的朋友办了份小刊物，名为《我们》，钟先生为我们题写了刊名，并写了一篇文章，后收入他的近著《青灯集》中。就是在这样与钟叔河先生工作兼朋友的交往中，在与钟先生面对面坐着翻看校样及饭前饭后的闲谈当中，我对于周作人的文章多了一些了解，看校样之余，对于这位鲁迅的弟弟，也日益发生了兴趣，工作以外找到一些与他相关的书来看，对于他的文章，则也慢慢能够欣赏了。
周作人比我早生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其人其文于我是“悬隔”，只觉得高山仰止。对于我这样的“八零后”，因为教育及阅历所限，我之了解周作人，实在是从钟先生及其编著的那些书开始的。周作人的博学当然是我所不能了解的，直到与钟先生及他编的这套书接触日久，读得多了，又有了一些生活阅历，才能了解周作人文章中除纯文学外的其他趣味。
钟先生半生坎坷，当然能体味到周作人文章中的苦味。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说：“譬如有两个人，都看佛经；一个是饱受了人世的忧患的人，看了便受了感化，时常说些人生无常的话；虽然是从佛经上看来，一面却就是他自己实感的话。又一个是富贵的读书人，也看了一样的话，可只是背诵那经上的话。”我看周作人，有时也自以为能感到闲适之中的忧郁。周作人曾在《〈育婴刍议〉译后记》中说自己“有时又忽然爱好深刻痛切之作，仿佛想把指甲尽力的掐进肉里去，感到苦的痛快”。他的文章中，闲适其实只居其一，而浮躁凌厉、深刻痛切之作却也为数不少，虽然1932年他曾在致俞平伯信中说“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时时有变动，安能保持十三四年之久乎？不佞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周氏那些“戏笑”“讥刺”“怒骂”的文章丝毫不让乃兄，而看他抗战以后，及至49年后的文章，虽不能说只是“平凡的叹息”，实在连忧郁的闲适也渐渐失去，而充满了晚年的孤寂，使人看了不免感叹。
周氏的几颗豆豆，我吃过未能忘记，因此想帮忙托盘站在路边，将其献于过往行人。我所能回馈这些“结缘豆”的，也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