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全面深刻认识自身本质、能力和责任，反思人与自然、社会之关系的一场巨大社会思想运动――启蒙运动，是西方历史上的转折点之一，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西方世界的文化。不仅如此，由于战争、殖民、贸易及和平启蒙运动作为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波及许多国家和领域的一系列思想运动的总和，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强大的张力。彼得・赖尔和艾伦・威尔逊撰著的《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中涉及的国家有十六个，涉及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社会活动人士超过百位，足以证明这场运动涉及范围之广，领域之多。
“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更应该看作是一个“家族类似”概念，很可能并不具有人们一直以来所定义的某种本质主义内涵。当然，我们可以隐约发现某些共同的“思想意向”和“理论企图”。但是，将这种内涵上的共通性加以夸大是不适当的。在已经远离了启蒙运动的今天，我们可以逐渐辨认出启蒙思想家的多副面孔。在大陆欧洲，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三大理性主义系统都导出了自成一体的启蒙思想，彼此之间的差异不应该被简单略去；在英国，培根、牛顿力学体系和洛克的经验主义思想带给启蒙运动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一旦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那个时代，就能够发现，启蒙思想家之间，也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在若干核心观念上，彼此的认识差异极大。
在西方文化大背景下产生的具有某种基本共通性的启蒙思想观念，在其逐渐形成和传播的过程中，是与某个国家自身文化传统及现实情况相结合而呈现出来的，它们是各具特色的思想画卷。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持不同文化立场的思想家们也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些观念。启蒙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和文化批评运动，是在各学派之间不断的相互批评中逐渐形成的。所谓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诸启蒙学派其实是思想交流和论争的产物。
由于某种特殊的历史原因，加之知识社会学机制的作用，国内思想界在很长时间里把目光集中在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法国启蒙学派的思想家身上。笛卡尔所创导，经由启蒙运动大大发展起来的理性主义与近代社会政治实践结合在一起，成为主宰人类思维的基本观念。毫无疑问，我们都曾生活在这样一个理性主义的时代。
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及其导致的问题意识的改变，那些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甚至一度被忽视的启蒙思想家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其中，苏格兰启蒙学派正是这样一个日益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启蒙学派。
所谓苏格兰启蒙学派，乃是指18世纪上半叶到该世纪末，活跃在苏格兰地区的持启蒙思想观念的知识群体。人们一般认为，该学派的重要创始人和主要成员是弗兰西斯・哈奇森、托马斯・里德、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杜格尔德・斯图尔特等人，来自爱尔兰的埃德蒙・伯克因为长时间在该地区活动，也常被人归入该学派。
虽然苏格兰启蒙学派内部各种思想观点之间的分歧也不小，彼此之间的争论也很激烈，不过，它们也表现出了某种相当一致的特性：在哲学上，这个学派表现出了强烈的经验主义和反唯理论的特色，并且常常与心理学和认知理论联系密切；在社会理论上，这个学派重视个人知识在形成人类秩序中的作用，也更加重视个人的局部经验（哪怕是错误的）在社会演化中的重要性；在经济理论上，众所周知，它主张自由放任主义。哈奇森的道德情感主义、休谟的怀疑论、里德的常识哲学、斯密的自由放任经济理论、弗格森的演化社会思想……所有这些都与大陆哲学影响下的理性主义启蒙学说有相当大的不同。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人类政治实践的巨大挫折才促使人们返回到苏格兰启蒙学派。除了政治实践方面的原因，市场经济的道德后果问题也是苏格兰学派受到日益关注的重要因素。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市场机制给个人带来的德性败坏以及给社会带来的宏观后果，在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愈演愈烈，让人担忧。而以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此早就有自己的思考。斯密对商业社会道德后果的忧思贯穿了《道德情操论》最后一版的全书。今天，再一次披阅他的作品，对这一点会有深刻的印象。最近30年，国际学术界对《道德情操论》日益重视的程度大大高于斯密的另外一部作品《国富论》，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与国际学术界相比，中国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方面的研究显著滞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阻隔，这个学派的主要作品从未被系统和集中地介绍到中国学术界。《人性论》和《国富论》虽然较早被译介给汉语学界，休谟和斯密在中国也可说是妇孺皆知的大思想家，但很少有人把其与苏格兰学派联系在一起。弗格森的重要作品虽然也译成了中文，但似乎并未引起应有的反响。至于哈奇森、里德和斯图尔特等人的作品，从未被完整和系统地翻译成中文。
今天，当我们开始清算指导政治实践的唯理主义，反思和怀疑指导经济生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时候，需要对苏格兰学派思想有更深入的认识。鉴于此，我们策划了“启蒙运动经典译丛”，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首期推出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经典译丛”，包括《按常识探究人类心灵》、《精神科学的逻辑》、《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和《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希望它们的问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国内知识界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了解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