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再生产的功能上讲，高考是对未来的社会精英的最初海选，在这次海选中，获得成功的人自然而然地进入到精英
从高考这一选拔性制度本身来看，其中不仅涉及教育公平这一古老命题，而且还涉及“竞争性流动”与“赞助性流动”这一特纳式主张。正如拉尔夫・特纳所言，“精英选拔有两种模式：赞助性的与竞争性的。在竞争性升迁模式下，精英地位作为公开竞争的目标，可以通过竞争者的努力而获得；而在赞助性升迁模式下，未来的精英由原来的精英或他们的代理人选择，而非通过任何努力和策略争得”。在高考缺位的日子里，中国大地上是“出身论”的天下，社会分层的变迁俨然成为一种赞助性模式，而正是1977年的这次全国考试，将历史的车轮重又驶回“竞争性流动”之路。竞争性升迁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即是对知识精英的培养，即是对知识的充分尊重。
如果说高考制度是社会、国家对知识态度的晴雨表，那么，作为知识生产、分销的集散地，大学则是知识与权力博弈的生死场。朱新梅的新书《知识与权力：高等教育政治学新论》便是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切入大学与其外部制约力量之间的关系，进而探讨了在无序型社会、总体性社会与治理型社会三种不同社会型态中，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大学知识生产状态和其形成的知识型的异同。
在1840至1949年，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一种失序状态。如果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是击垮华夏帝国旧秩序的直接动因，那么，在1840年这个时点的前后百年中，知识殖民则蚕食了这片广袤土地上仅存的信仰与自尊。在朱新梅的思考中，社会失序是这样一个过程，“原先比较一致的价值观、世界观在面对巨大的挑战时由于无力应对，而逐渐失去其合法性，与此同时，许多新的不同的思想开始产生。在不断的斗争中，各种力量不断消涨，传统的力量必然逐渐分解削弱，以致不能再整合全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在没有主导文化的情况下，社会处于无序状态。”此后，作者使用一章的篇幅来论证这一观点。然而，作者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那便是为什么原有价值观、世界观在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时，如此不堪一击？也许，文化自卑感才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社会心理；也许，救亡图存才是那个社会的不眠狂欢；也许，激进崇拜才是那个国度的救命稻草。也许，知识转型的背后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师夷长技以治夷”，而是儒士阶层面对工业机器轰鸣时的无奈选择。也许，新式大学的创办、新式人才选拔机制的引进、西方知识生产模式的使用以及西式分科体系的确立亦是这种选择的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在1949至1977年的总体性社会中，“权力高度集中与一元化，民间社会被整合进国家机器中，成为政府机构的附属物。”同时，社会生活也向着泛政治化及单调一元的方向发展。综观1949－1976年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其实质是以身份与政治表现为考量指标的社会分层基础上的“专项转移支付”，即将全社会适龄入学青年中“非劳动阶级”的入学机会强行转移支付给“劳动阶级”。这种身份导向的赞助性教育机会分配与获得，由于没有配套的监督体系、严格的考量标准，致使高校招生一度十分混乱，寻租现象较为普遍。这不仅伤害了“身份弱势”群体，也伤害了“红专”群体，使大学的知识生产陷入停滞或是混乱无序的低水平复制怪圈。
在1978年以后的治理型社会中，“政治权力从各个领域撤退，原来高度同构一体化的社会体系由此逐渐分化成不同的领域，这些领域逐渐扩大了自身的权力，最终与政治权力形成鼎足之势，并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运转。”尽管相对于无序型社会和总体性社会而言，治理型社会中的大学知识生产有了极大改观，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在这一阶段，市场对大学的渗透导致了实利主义知识型的大行其道，与之伴生的是大学从政校一体化的单位制坠入了麦当劳化的市场泥潭。表面上，大学从权力高压中解放出来，终于可以呼吸到向往已久的氧气，但是，大学很快发现，有氧运动的代价之一便是其精神信仰的被氧化。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学者对大学的重新反思浸染着鲜明的反现代性、反市场化色彩。
对于一个人而言，青春是短暂且不可复制的。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每一次大的社会变迁之后，似乎都可以被视作它的又一个青春，在这一个又一个的青春期里，国家的政策导向决定着个体乃至群体的命运。对于大学而言，这个历经风霜的老人在走过千年光阴之后，似乎更愿意去回忆与讲述那远在中世纪的异域成长史。然而，事实却是，无论大学如何怀旧，真实地生存在这个平坦而不确定的世界，仍是其不能回避的生活。另一个角度来看，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每一次变革都似乎使大学重又拾回碎裂于时空轮回中的青春印迹。也许，对于大学而言，真正弥足珍贵的就是那些与知识有关的青春；也许，知识的青春才是真正无法盗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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