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是一种理解。真正的批评须怀有诗人般的热烈敏感和思想家的深刻与丰富，真诚地理解他人的心灵
曾几何时，人们已经遗忘了这种精神内省，抛却了这份怀疑的热情，舍弃了这份责任担当。穿越历史风沙，我们还能隐约听到鲁迅痛苦而热烈的自省：“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但是也只有敢于拷问自己灵魂的人才有资格喊出“救救孩子……”再后来我们又看到巴金在《随想录》中为自己曾经有过的灵魂疲软而抽自己的嘴巴。这些痛苦着的灵魂都是中国脊梁式的人物，他们都有担当的勇气。
在《失去砝码的天平》这本文化随笔中，我们也可以时时感受到批评者对自我心灵的叩问，和由此达成的对于历史与现实的追问，重新领略到由那份怀疑的热情和责任的担当所建构起来的价值与尊严。
理解历史，就是理解你自己。历史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在于：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往往不是一次性能完成的，或者说，人类正是对于自己历史的不断深入的理解中实现着精神的跃迁。张宝明作为一个五四思想史的深情书写者和建构者，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漏洞的敏锐“发现”者：由五四所激起的道德理想的诱惑已经成为一个不良的精神遗传；在五四阐释史中五四精神已被空壳化与符号化；五四思想史的书写已经成了一个失去砝码的天平……也正是在对历史和对自我的深刻认知中，张宝明由“激进”走向“守成”，同时，这位思想史家精神坐标的理性调整也正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心灵痕迹。
这种对自我与历史的深刻叩问乃至逼问更因为思考者善于用“他者之镜”而使“自我”的面相更加清晰。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参照并援引思想峰巅的资源作为‘他山之石’”来检视中国思想史上的事故多发地段，放置下一个个的警戒号，力图给未来的安全行驶以警醒：少走弯路，少付沉重的代价！于是哈耶克成为审视“自由与秩序”的一种参照，萨义德成为检验当下知识分子躬醒自身的意义资源……而本土历史路况的勘测和故事成因的调查正因为有了“他者之镜的映照”而显得因果分明。同时，“他者”所映照出的“自我镜像”往往也带来了相形见绌的“汗颜”、“释然”与“沉重”，这是以“今日之我”对“昨日之我”的灵魂搏击，也是对于掩藏在神圣的历史事实背后的谬误与虚妄的发现，以及在“发现”的痛苦后重新提起在废墟上坚持的勇气。有时思考者是把自己逼向了没有退路、无地自容的境地，而这种绝境也恰恰会成为精神彻悟的飞地，因为这时需要思想者静静坐下来，摒弃尘世的喧嚣，收心敛性，凝神思考，面壁思过：“知识分子还能感动世界吗？”“思想一定能决定尊严吗？”“个体道德能增加群体道德的质量吗？”
这些追问难道不都是沉甸甸的时代之思吗？这些穿越历史迷雾的时代之思不正是知识者应有的人文情怀和责任担当吗？
保罗・费耶阿本德在他未完成的手稿中曾说：“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是反对谋杀和杀戮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但绝对不是全部，拒绝暴力，教导忍耐，提倡讨论作为解决争端的唯一可以接受的方式。但是，他们的行动却可以像他们的那些残忍的同代人一样具有破坏力。”（《征服丰富性》）费耶阿本德所讲的不是真实的行动，而是指观念，一种强加的或者强词夺理的观念所具有的破坏性。我们也可以说，占据着思想制高点，以为真理在握的知识分子只知道携带着傲慢与偏见批评别人，或者相反，虚弱到经不起任何善意的批评，一旦遭遇批驳，便放下身段，现出原形狂咬，不正体现了这种暴力的正反两面？但更为可悲的情况是那么多号称知识分子的人在彼此吹捧的唱和中，在醉眼朦胧的陶然中营造出了一副欢乐祥和的气氛。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丧失了批评的能力，也退化了承受批评与反思自我的勇气，这难道不是一种时代精神衰微的表现？而在这部批评文集中，我们听到了敢于打破这种廉价和谐的声音，作者是在拒绝庸俗，怀疑蛊惑的持守中揭开历史沉重而冷酷的面相示谕世人。因此，无论是言说西方的哈耶克、阿伦特、萨义德；还是凝望本土历史中的邵雍、商鞅、王安石；抑或品评当下的大众文化，其实都不过是“现世喻言”，深切的人文情怀是其底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因为它是后人用良知与责任灌注的读本，因此，“未来如同历史”，再现过去是为了关注现在、映照未来。正是这样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和问题意识，使这些看似散点透视的断章、随笔构成形散而神凝的系统，显示出一种圆融而又尖锐的精神气韵。
我们需要这份怀疑的热情，我们呼唤这种理性的责任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