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
文汇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孙犁文集（天津日报珍藏版）》上、下卷（以下简称“珍藏版”），收入了孙犁在《天津日报》发表的全部作品。孙犁是1949年1月16日随着天津解放而入城参与了创建《天津日报》
孙犁在天津生活了53年，在天津日报社工作了53年（他一直未办离休，晚年任报社顾问），在《天津日报》共发表了约230多篇作品（其中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曾连载多次，有的文章分上、中、下分别刊载，都只作1篇计入），100多万字，占他创作的全部作品约三分之一。珍藏版按发表先后顺序（基本上也是写作顺序）编排，为仅见的编年体；同时附录了报社同仁回忆他的文章42篇，“从不同角度、不同个体体验，描述了孙犁工作生活的多个侧面，亦不失为一套记录孙犁的口述史”。孙犁享寿90年，一半以上的时间在天津日报社工作，报社为他编辑出版这么一部百万字的珍藏版，的确既是对他的最好纪念，又是为研究孙犁大半生生活、工作（编辑）和创作的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在这部珍藏版里，编者说：“它收录孙犁发表在本报的全部文字，除个别字按现行惯例做了规范以外，未作任何改动，保留了大师文字的原汁原味，是一部孙犁作品原生态的文本，极具学术价值。”又说，“将本报原发稿与孙犁修订的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孙犁文集（珍藏本）》（以下简称“珍藏本”――引者）做了比较，写出大量注释”。归纳一下上述文字，主要的意思是下列四点：一、珍藏版所收入的孙犁作品，全部文字未作任何改动，原汁原味，是原生态的文本；二、个别字按现行惯例做了规范；三、与珍藏本做了比较，写出了大量注释；四、提供了迄今为止孙犁作品任何版本无法提供的珍贵史料。
可是，把珍藏版与珍藏本做一比较，再联系其它有关文章认真地分析，却发现情况比较复杂，颇有许多值得研究和商榷的地方。
首先，孙犁非常重视自己作品的语言，对“编辑作风粗率，任意删改别人文章”很是不满。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他就写过文章批评有的编辑“有时他们想得太简单，有时想得太复杂，有时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合常情，有时又超出常情之外”，这都是不足取的。但并不等于说，孙犁的作品没有改动或不能改动。他是对任意改动他的文字绝不接受，有时非常生气；刚刚相反，对“非常切实、非常正确”的意见，他是虑心接受、认真考虑的。所以，上世纪80年代初编辑《孙犁文集》（珍藏本）时，一方面，他的书籍在十年动乱中散失缺损,为了把删改的地方复其原貌，不惜登报征求一本1962年版的《白洋淀纪事》。另一方面，由于文字改革之前，有许多简体字不规范、异体字不统一，标点符号也相当混乱，因此，编辑们“在孙犁同志亲自指导下”，对收入珍藏本的所有作品，做了大量的文字校勘。九位编辑做这项工作，其中冉淮舟特地写了《〈孙犁文集〉校勘记》（以下简称“校勘记”），一文，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有关作品校勘的文字。
现在回到珍藏版上来。既然承认珍藏本是孙犁修订的，其中最主要部分是校勘的文字，那么校勘后就是对原发稿的改动，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将原发稿保持“原汁原味”有什么意义呢？当然，也可以一字不改地重印第一次发表的文字（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前中期的作品），可以供研究孙犁作品“文字修改的过程”；亦可供语文工作者考察某些词语的发展变化。不过，事实上也不可能，上世纪50年代初，书刊都用繁体字，珍藏版用的简体字，也是没有保持原貌。
实际上，珍藏版的文字，更非“未作任何改动”的“原汁原味”。不妨以中篇小说《村歌》为例具体地看一下。
《村歌》的《上篇互助组》是1949年5月6日和5月12日，分别以《互助组（第一篇）》、《互助组（第一篇续）》为题，共9节，在《天津日报》发表的。后来，与在别的刊物发表的以《抗旱》为题，共4节，整合在一起成为上篇；再后来加上《下篇复查以后》组成了《村歌》。1949年10月，中篇小说《村歌》，由天下图书公司出版单行本，1958年，被编入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而珍藏本正是以1962年再版本《白洋淀纪事》为底本校勘的。按说《白洋淀纪事》初版、再版，在收入篇目上略有变化，文字上却不会有太大的变动。《村歌》的前9节，不是直接取之《天津日报》的原发稿，也是取之《村歌》单行本。珍藏本校勘的是收入《白洋淀纪事》的《村歌》；珍藏版的注释，自称是比较了珍藏本而写出的，现今仅看看前9节（第10节以后的未在《天津日报》发表）的原文、注释和校勘记（即珍藏本）就有很大的差别。
校勘记校勘的共有10处（《白洋淀纪事》的页码删去）：
1.“一垒大花碗”，“一垒”改为“一摞”。
2.“一条大杆杖”，“杆杖”改为“擀杖”。
3.“大地主老太”，“老太”改为“郭老太”。
4.“赶情”，改为“敢情”。5.“挑皮”，改为“调皮”。6.“硫碡”，改为“碌碡”。
7.“花丽精致”，“花丽”改为“华丽”。
8.“还得把机子，纺车，落车，落子，柱，缯，全写上”，改为“还得把机子、纺车、落车、落子、杼、缯，全写上”。
9.“扌毫个菜苗儿“，“扌毫”改为“薅”。
10.“合事”，改为“合适”。以上10处，规范了8个异体字，加上一个字，改动一个有待考查的字（合事），把5个逗号改为顿号。这是珍藏本据文字改革后规范的异体字（或者是别字）作了改动的。显然，前者是原发稿的，因为1949年时写不出文字改革后的规范字。
但是，在珍藏版里，“一摞”、“擀杖”、“敢情”、“调皮”、“碌碡”、“杼”、“薅”，“老太”之前也加了“郭”字，5个逗号改成顿号，都是按珍藏本改的，而不是原发稿的样子。此外，只有“花丽”未改动，“华丽”是规范了的，改动了才对。“合事”未改，从上下文看可能是方言，改成“合适”也未必妥当。暂时存疑吧。
再看珍藏版的注释。《互助组（第一篇）》后的（注2）“她们不叫我参加”，珍藏本改为“可她们不叫我参加”；（注3）“拍下去了”，珍藏本改为“打下去了”；（注4）“老邴批评她印象”，改为“老邴批评她单凭印象”；（注5）“西头好骂牌的小黄梨”，珍藏本改为“西头好抹牌的小黄梨”；（注6）“慢言坷语”改为“慢言可语”。《互助组（第一篇续）》的（注2）“李三擦擦他那连匹胡子的嘴”，珍藏本改为“李三擦擦他那连鬓胡子的嘴”；（注3）“靠在被垒上抽烟”，珍藏本改为“靠在被摞上抽烟”；（注4）和（注5）前面已有了；（注6）有7个自然段，在珍藏本里合并在一起。很明显，以上珍藏本的这些改动都是行文修辞的需要，为了所表达的意思更准确一些，语言也更流畅了，又是文字改革后规范了的字，而且，都是在孙犁指导下改动的；珍藏版却未改动，有什么必要一定要保持原发稿的“原汁原味”呢！
其实，珍藏版应该规范却没有规范的文字，倒有一些，例如在《曹蜜田和李素忍》中，“辘轴”（见珍藏版第20页）在珍藏本已改为“碌碡”。经过规范后，“碌碡”和“辘轳”，都是生产工具的名称，前者是轧谷物、平场地用，后者是汲水用，从上下文看，此处改为“碌碡”为妥。其它未规范的地方，不再例举。
总之，文字的运用是非常细致、非常严谨而又颇费斟酌、消耗脑力的事情。孙犁又一向非常关注自己作品的文字改动。天津日报编辑、注释的《孙犁文集（天津日报珍藏版）》的本身和其它的大量注释，都是难能可贵的，惟有文本的处理有所缺憾。对在《天津日报》发表的作品，窃以为最好是遵从孙犁指导下校勘过的文本排印；一定要保持原生态、原汁原味的原发稿，那就一字不改、原封不动（包括繁体字），也不必规范什么，把它重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