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胎掐丝珐琅缠枝莲多穆壶，清乾隆，高53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反而对景泰蓝的认识偏低。虽然我们承认它的贵重，但不认为它在审美上有多高。这种认识源于文人，文人认为景泰
解放后，对景泰蓝不加重视的态度变得更严重。中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叫《景泰蓝的制作》。这叫什么？这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大力宣传，但应该宣传艺术，而不应宣传工艺。工艺本身是保密的，但中国人过去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所以就把秘密给散出去了。整个制作工艺被写进一篇文章，谁逮着谁做，哥儿几个弄一个小窑就开始烧景泰蓝了，拿这事儿不当事儿。我曾经有一次还在电视上看见教怎么做景泰蓝，好像只要家里开一个小灶，就能做了。
中国的古代工艺中，绝大部分都是官民共享。比如瓷器，有官窑也有民窑；玉器，宫廷和民间都有制作。只有一种独特的工艺，在清末同光中兴之前是宫廷独享，没有走入民间。这就是俗称的景泰蓝，学名叫做掐丝珐琅。
景泰蓝的由来
先来介绍什么叫掐丝珐琅。掐丝，指在铜胎上用细的铜片掐成图形。请注意，掐丝珐琅首先不是用铜丝，是用铜片，形成立墙后才能填彩。掐出图案，填上各种色料，再经过烧制、磨制，最后成为成品，这就是掐丝珐琅。
掐丝珐琅是一个外来物种，不是中国的东西。今天大家都认为景泰蓝理所当然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外来文化，是元朝时从阿拉伯地区传进中国的。这跟我们的想象有差距。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在“大食窑”条目下记载：“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佛郎嵌相似。尝见香炉、花瓶、盒儿、盏子之类，但可妇人闺阁之中用，非士大夫文房清玩也，又谓之鬼国窑。”明初曹昭关于文物的记载非常多，这条关于景泰蓝的记载也很明确。“大食”，是过去对阿拉伯地区的一个统称。“鬼国窑”则是一种蔑称。中国人的面目都是比较平和的，面部起伏没有阿拉伯人大。阿拉伯人的典型特征就是高鼻色目黑髯，鼻子比我们突出，眼睛带色儿，比我们眍?，胡须比我们重，所以中国人看着像鬼，叫“鬼国窑”。
元代景泰蓝传入中国有两个阶段。第一是实物阶段，通过贸易，把景泰蓝实物直接传入中国，让中国人看到这样一种异国文化。中国过去没有这类东西，看着非常新奇。第二是技术阶段，技术进入中国。中国人喜欢这类商品以后，开始学这门技术，自己来烧。我多次说过，古代的运输成本非常大，做什么事情首先要考虑成本问题，所以引进成品不如引进技术。今天运输成本在商品总成本中的比例相对就非常低。
关于这段历史，可以在南宋的古籍中找到蛛丝马迹。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中记载：“予得一瓶，以铜为胚胎，傅之以革，外为觚棱，彩绘外国人之奇形诡状，却似琉璃，极其工巧，不知为何物。”这段记载说得非常清楚，通过对这件东西的描述，我们能想象它就是景泰蓝的一个雏形。南宋时的人还不知其为何物，也没有名字。
景泰蓝的名字
不管什么文化，一旦进入中国，它就一定要起个中国名字。掐丝珐琅也不例外，也有个中国名字：景泰蓝。明代很多工艺品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这些名字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呢？一般先强调年号，然后再强调东西本身。比如我讲过的宣德炉、成化杯、万历柜，这些都是当朝出现并流行的。但景泰蓝不是在景泰一朝出现，而是在元代就进入了中国。到了景泰年间，由于皇家的重视，使它发扬光大，声名鹊起，因此有了今天这样一个通俗易懂且带有文学色彩的名字――景泰蓝。
景泰蓝的叫法非常晚，并不是景泰年间开始叫的，甚至整个明朝都不叫。清朝雍正年间有一条记载，雍正六年的造办处《活计档》：“五月初五日……其仿景泰蓝珐琅瓶花不好。钦此。”这是关于景泰蓝最早的文字记录。但是，这段记录的读法不同，意思也不同。是“景泰蓝珐琅瓶”还是“景泰蓝珐琅瓶”呢？中国过去的文字中没有标点符号，要靠前后的意思和你读书的能力去判断。那么从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判断掐丝珐琅是否在雍正时期就被称为“景泰蓝”了。
晚清陈浏的《陶雅》记载得最明确：“范铜为质，嵌以铜丝，花纹空洞，杂填彩釉，昔谓之景泰蓝，今谓之珐琅。”陈浏认为这类工艺品过去称景泰蓝，今天称珐琅。他实际上给说反了，应该是过去称珐琅，现在称景泰蓝。这条记载说明，至少在清后期，景泰蓝的名字就蔓延开来，社会接受了这个通俗易懂的名字。
那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它为什么叫景泰蓝，而不叫景泰绿、景泰红、景泰黄呢？这是因为掐丝珐琅以蓝色基调为主。景泰蓝是一个外来文化，从中东阿拉伯地区传进中国，阿拉伯文化的主色调崇尚蓝色。大家有机会去阿拉伯国家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的建筑中，蓝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色调。
元政府注重手工业
元代有其特殊性，它是一个典型的游牧民族统治时期。游牧民族跟传统的农耕民族有很多本质上的区别。比如游牧民族注重贸易，它的贸易能力非常强。过去总说“十个商人九个回”，回人是游牧民族，就愿意经商。游牧民族不种粮食，必须通过交换换得基本的生活物品。农耕民族则注重自给自足。上学时老师一定教过你：农耕民族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就是自己生产、自己使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都注重手工业生产，但目的不同。游牧民族手工业生产的目的，更多的是把产品作为商品去交换，去换粮食，或者换来钱去买其他需要的东西。所以，游牧民族的产品都是作为贸易的一个直接手段。农耕民族的手工业产品则基本是自己消费，自己做，自己用。
很多年前，我曾经跟一个意大利鞋商聊过。那个鞋商说：“我来中国之前算过一笔账，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每个人每年就买一双鞋，也是个不得了的市场。”我说：“你不知道，过去的中国人都是自个儿做鞋穿，不买你鞋厂的鞋。”自己做鞋，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残留的痕迹。今天很少有人自己做鞋穿了，但仅在二三十年前，中国绝大部分农村还是自己做鞋。这段历史距离今天并不远，我甚至还穿过我姥姥给我做的鞋。
元政府当时对手工业工匠的态度跟宋政府有很大区别。我们对这段比较残酷的历史都有所了解，元朝当时是风卷残云般地席卷整个国土。建立政权以后，政府对手工业兴趣浓厚，需要许多手工业工人为其服务，所以大批俘虏有本事的工匠。从某种意义上讲，元政府对工匠的态度还算不错，甚至还高看手工业工匠一等。
元代景泰蓝
过去有个误解，一直认为景泰蓝是景泰年间创造的，或者是从明代才有的。通过这些年查阅古籍，类比研究，我们终于知道元代就有景泰蓝，从而也对以前有结论的文物进行重新定位。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兽耳三足尊，底下刻着“大明景泰年制”双龙款。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把这件三足尊的上部去掉，把底下去掉，只剩中间这一截，跟元青花罐的典型器做个对比，它们之间从图案到造型非常相似。而三足尊的上部、足部的釉面与中间部分明显不同。因为有相应的瓷器做比较，可以断定这件东西的中间部分为元代掐丝珐琅罐，后为明代改制。这就是文物类比的一个优势。
由于故宫这件景泰蓝三足尊的提醒，就有大量元代景泰蓝被剥离出来，比如玉壶春瓶式的景泰蓝瓶。我讲过玉壶春瓶，元代非常流行，从造型上可以进行类推。再有就是簋式炉、鼎式炉，这些造型都可以跟当时的龙泉青瓷做横向比较。现在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元代已经有大量景泰蓝面世，都是由中国工匠制造的。
晚清民国景泰蓝
乾隆以后，景泰蓝急剧衰退，为什么呢？国家的经济衰退直接体现在奢侈品上。景泰蓝在所有工艺品中成本最高，它以铜做胎。铜在历史上是制钱的原材料，使多少铜，就等于使多少钱。也就是说，抛开它复杂工艺所带来的成本，仅是原材料成本就非常高。所以清代中叶以后，景泰蓝迅速衰退。
晚清到民国时期，景泰蓝开始走入民间。此时北京、扬州、广州等地都有一些民间作坊生产景泰蓝。经营景泰蓝的商号有老天利、德兴成、宝华生、静远堂等等，都非常有名。晚清至民国时期景泰蓝的特征非常明显，它的胎一般都非常薄，一掂，很轻。老的景泰蓝则很重。但是，此时的掐丝掐得非常细腻，这是用工艺来弥补材料的不足。不可能使那么多铜了，但可以用细腻的纹饰来弥补。
晚清到民国时期正是第四次收藏热，大量西方人来搜集中国的文物。西方人对景泰蓝的认识颇高，认为这是代表中国宫廷文化或者说贵族文化的典型器物，所以大量景泰蓝都流往欧洲。受此影响，当时古玩店里不摆几件景泰蓝，显得档次低。换句话说，有品位的买家一看你店里连景泰蓝都没有，转身就出来了。
西方人为什么知道景泰蓝重要呢？西方人进入紫禁城一看，凡是重要的大殿里摆的全都是景泰蓝，有成对的鼎式大香炉、大仙鹤、太平有象等等，还都是大件的景泰蓝。而当时清宫确实有严格规定，对景泰蓝非常重视。比如乾隆四十四年除夕，宫里吃年夜饭的时候，只有皇上的御宴桌上几乎都是景泰蓝的餐具，底下的陪宴桌全部都是瓷器和银器的餐具。由此可见，景泰蓝在当时宫廷中的崇高地位。
（本文摘自《马未都说收藏・杂项篇》,马未都著,中华书局2009年2月第一版,定价:3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