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总是一组相对的概念。今天的“新女性”，也许是出入于
从1897年梁启超笔下的中国第一位女医生康爱德的传记开始，女性的地位便正式成为民族国家的一种符号，象征着文明开化与社会进步的程度。在时人看来，康爱德被女传教士收养并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生活经历尽管充斥着殖民主义的阴影，却恰恰是中国女性快速承担起民族国家建设责任的一种途径。梁启超将女性教育视为“新民”的最佳手段，因此，中国旧女性身上的“传统”，即身居内闱而无视国家的狭隘性，正是梁启超等人极力革除的。
在《翻译的传说》中，胡缨以翻译界的作品及译者为例，向我们展现了翻译文本对“新女性”的塑造过程。既是与传统诀别，“新女性”的形成就离不开与“他者”之间的区分。书中主要讨论了“新女性”的三重“他者”，即传统才女、男性、外国女性，与三者相对应的分别是告别、参与、趋同关系。翻译文本中夹杂的女性经历，大多包含着三者之间的相互比照，它们共同指向越来越清晰的“新女性”形象，直至最后确定。
《孽海花》作为晚清通俗文学的代表之一，胡缨的讨论角度却从以往对男主角金雯青的关注转向他的小妾傅彩云。通过“占用”正室的身份，彩云得以成功地随夫出使，在西方世界中游刃有余，不仅跨越了语言障碍，甚至比她的丈夫金雯青更加适应全新的环境。在二者的对比中，金雯青作为旧式文人的代表，一生只关心元史的补正工作，不愿学西语，着洋服，对西方事物处处排斥；而彩云很快融入西方社会，甚至与德国皇后建立友谊，充分表明“新女性”的身体自由与思想开化与国民性的建构必须建立在对传统内闱的突破上。彩云的例子结合了从象征性的名分（主从），到外在服装（中西），以及对活动空间（内外）的多重“越轨”。以《孽海花》在当时的流行程度而言，彩云无疑对“新女性”的塑造提供了一个真实而鲜活的样本。
作为一位不懂西文的多产翻译家，林纾的翻译活动常常受到人们的质疑，但林纾的译作对当时读者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通过优美精致的古典式语言，林纾的作品以贴近中国传统美学的特色，大量进入阅读者的视野之中。尤其是早年的与王寿昌合译的《茶花女》，更是翻译史上的里程碑。茶花女的形象，对渴望塑造思想独立、受到良好教育的新女性的人们来说，无疑是来自西方的一面镜子。林纾本人亦对“茶花女”产生自我映射，将自身对光绪帝的忠诚，以及儒家普世主义的价值观糅合到故事之中，使得作品不断向传统的价值观靠拢。茶花女的形象如此深入人心，与林纾的妙笔生花是分不开的。
苏菲亚在《东欧女豪杰》中正式被引介进来之后，关于俄国无政府主义女性的强烈兴趣便不断促使着知识分子去丰富她的形象。无论是贴近事实的传记，还是小说《东欧女豪杰》的想象性描写，苏菲亚都被刻画成自我奉献的典型。尤其是《东欧女豪杰》中苏菲亚故事的实际叙述者明卿，便直接被描绘成居于外国空间的“新女性”。经由她的视角，读者被领入处处充满西方文化象征的空间之内，电梯、壁炉、电灯，乃至书房内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都与当时国内对于西方文明的热切追求暗合。由于苏菲亚故事的流行，无政府主义的生活方式成为当时女性中的时尚，秋瑾、康爱德、张竹君即分别具有苏菲亚品质的一部分。
如果说苏菲亚以个人行为为世人所铭记，罗兰夫人则以吉伦特党魁的身份，富于号召集体政治行为的魅力留名史册。《黄绣球》中的女主角在丈夫权威的压力下一梦觉醒，由安于传统到自我意识的勃发，以至发出“绣地球”的豪言，这梦中的引路人正是罗兰夫人。由此，罗兰夫人对中国女性的影响由一种直接却又模糊的方式展开，将中国传统女性从蒙昧状态引入世界体系，乃至超越了国家之间的区隔，共同对世界的进步负责。从梁启超为罗兰夫人所作的传记，到通俗的弹词，罗兰夫人寄托了一种全球主义之下的政治可能性。
《翻译的传说》揭示出，20世纪初，以翻译文本对“新女性”的塑造和引导乃是女性形象转变的诸种可能性之一。在翻译过程中，那些轮廓清晰的文化偶像，作为新女性的精神引导，在文本中首先实现了女性向“国民”的改造。然而，这些存在于文本中的“新女性”，仍然只是男性视角的投射物之一，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胡缨所呈现的与其说是“新女性”的形成，不如说是女性形象陷入更加困惑迷茫之境的另一开始。与此同时，“新女性”开始大规模地从文本进入现实，那又是另一种历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