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从范荣康先生的讲述中回首往事》，袁?著，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40.00元周末两天，断断续续地读完了袁?的新著《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从范荣康先生的讲述中回首
范荣康从50年代初调入人民日报任工业组记者和编辑，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的秘书，到担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和人民日报分管评论、理论、文艺的副总编辑直至离休，近四十年间，“亲笔撰写和主持起草了《人民日报》许多重要社论”。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在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而其社论的“威力”尤其巨大。因此，读这样一段“社论串起来的历史”，虽是片段，却不难从中窥见当时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个整体轮廓。
按照袁?以及他的同事、提出这个写作创意的作家李辉与范荣康事先的商定，范荣康设想了“探索（1952-1957）”、“遵命（1957-1966）”、“灾难（1966-1977）”、“改革（1978-1989）”四个部分的讲述内容，但从2000年春节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每周一次的讲述只来得及完成了前两个部分，第三部分刚刚开了个头，便因范荣康的去世戛然而止。
范荣康在第一部分“探索”中，讲述了建设武汉长江大桥、修筑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从“不要蛮干”到反冒进、从那时开始的春运等几个方面的内容，从讲述内容和相关社论的题目，都可以看出他作为分管交通和工业建设方面采访的编辑记者所涉及的范畴，也正如他回忆时所说，他在这一时期写的社论，“做了一些探索，从选题、立论到写作方法”，“为《人民日报》社论带来一股新风”。
譬如说在为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时写的社论《伟大的理想实现了》中，范荣康引用了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来描绘长江天堑，以此反衬出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变天堑为通途的壮志豪情和欣喜欢畅；譬如说他在庆祝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通车时写的社论《在“世界屋脊”上创造幸福生活》中抒发筑路英雄豪迈情怀的“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这些笔墨，不仅仅是在社论写作方法上的一种探索，更是超越了所写事件本身，对昂扬奋进的时代精神作了最为精辟和生动的概括和书写。
同样是在这个部分里，我读到的另外章节却不是振奋而是沉重。范荣康在1956年秋冬之际写的《不要蛮干》、《不要随风倒》等几篇社论，都是针对当时建设发展中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落笔，前者对宝成铁路建设中不顾下雨塌方，为保证“七一”接轨而忽视安全进行施工，造成工伤事故提出了批评，后者在关注职工生活困难补助的同时表达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也是人民日报为当时的反冒进所做的一种努力。但这些实事求是、注重科学、追求均衡发展的想法和努力，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气候下，却招致了难以想象的政治压力。以小说《保卫延安》成名的作家杜鹏程在读到《不要蛮干》后给人民日报写信，说这篇社论否认了宝成铁路筑路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如果联系到当时中央提出的中国十五年、二十年超英赶美的目标来看，提出“不要蛮干”、“反冒进”都是与当时那种宣扬大干快上、超英赶美的“时代主旋律”不相谐和的。
袁?在他撰写的“回望历史”中，用许多当事人回忆的史实材料，对当时的反冒进以及对反冒进的批评，进行了一个生动的勾勒，让读者真切感受到当时“把经济方针问题混淆为政治战线问题”的政治气氛，感受到党内生活从那以后发生了不再有以平等态度讨论问题这种可能的极大变化。我细细地读那些章节中的回忆口述、社论原文和回望历史的文字，阅读的心情已从读开篇的长江大桥、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建设时带来的振奋，变成难以承受的沉重了。
我的这种感受在读第二部分“遵命”时，更加强烈起来。这一部分的“乘风破浪”的年代、大炼钢铁放“卫星”、批判彭德怀、继续大跃进、攀登珠穆朗玛峰、“鞍钢宪法”和“工业十七条”、学工学农学军等部分的内容，恐怕除了攀登珠峰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亮点外，细心一些阅读，静静地思考一下，大抵不难从中感受到中国社会生活是怎样一步步渐渐走向“文化大革命”十年灾难的。
在这个部分中，范荣康讲述和袁?回望的这些章节，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许多内容都是不可想象的。譬如人民日报刊登的作家康濯采写的通讯中，居然有一棵白菜重五百斤、小麦亩产十二万斤的报道，而当时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粮食平均亩产量在十二年内所要达到的指标最高是八百斤；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有《河南日产生铁一万八千多吨》通栏标题的报道，其中仅禹县便日产四千多吨生铁；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在今天，仅仅是出于常识，人们也不会相信这些，但在当时那个疯狂的年代，这些荒唐的浮夸吹牛都被当成事实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报道和社论里。几十年后，袁?有机会同康濯在一起谈起这些往事时，康濯对当时的境况和政策也是哀声叹气和深恶痛绝。他说他写的稿子见报时数字都变高了，是人民日报给当地县委书记打电话询问后往高里加的，他直接去问县委书记，说要实事求是，县委书记说，不行，要紧跟形势，不跟形势就完蛋了。
如果将这些历史片段与同一个年代的批判彭德怀、继续大跃进、“鞍钢宪法”和“工业十七条”等历史片段对照起来读，县委书记的话倒是心里话。彭德怀等人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对大炼钢铁带来的失误表示担忧而遭遇了被定为反党集团的灭顶之灾。范荣康在庐山会议后按照报社要求写的社论《“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如他在口述中说，“这篇文章现在看来，摆的是假事实，讲的是歪道理”。那个时期的社论，“基本上是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写，违心的话也越说越多”。
袁?说：“康濯、范荣康，都是我尊敬的前辈，他们为中国文学和历史都留下一些真实的、精彩的文字，但在1958年他们和很多同行也写了一些自己后来也觉得荒唐的东西。那以后的很多年，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思考：在那全民疯狂的年代为什么昏了头？为什么会停止了独立思考？成了历史逆流的推波助澜者？”
今天的读者，或许可以从袁?在书中引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为这些追问找到一些答案――“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邓小平在大跃进和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过去二十多年后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我在《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中读到袁?引用的这段邓小平讲话时，更深刻地体会到用这种方式回望历史带给我们的启迪。
遗憾的是，因为范荣康的去世，他曾经设想的后面两个部分“灾难”和“改革”，前者刚开了个头、在书中留下了一个令人思索的引子，却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正如袁?在作为序言的《我认识的老范和未完成的书稿》那篇文章中所说：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对许多和我一样想了解中国过去并关注中国未来的人也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对于老范和我们，这个遗憾是永远的”。
对我和更多的读者来说，这个遗憾也是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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