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终于辗转借阅到《论语》从创办到终刊的一百多期杂志（有少量缺期）；再参阅《沪上名刊〈论语〉谈往》、《海上才子・邵洵美传》等著作，笔者对此有一些新的解读。
《论语》创刊于1932年9月16日。
关于刊名由来，章克标是这样叙述的：该刊创刊前，时当炎夏，大家一面纳凉，一面在邵洵美家客厅里闲谈，讲起要出一本刊物来消消闲。刊物的名字叫什么谈得最久，总之要雅俗共赏、有吸引力、能出奇制胜。众口嘈嘈之际，章忽然想到了林语堂的大名“林语”两字声音相似的“论语”，心想有论有语，论论议议，干脆借用中国人全知道的孔夫子的《论语》这本书名来作刊物的名字，结果大家一致附和。
从创刊号起，林语堂便是担着“主编”之名进入公众视野的。
但是，按照林达祖（《论语》后期编辑）的说法：因为林语堂还有中央研究院的正职，所以曾为邵洵美的书店编过《金屋月刊》的章克标承担起大量的具体编辑工作。创刊号“编辑后记”落款“记者K”，便是章克标的化名。
――多年之后，由邵洵美执笔的《论语简史》（见《论语》第142期，1947年12月1日出版）是这样叙述的：
《论语》创刊于二十一年九月。最先的几期是章克标先生编辑的。后来他为了要专心撰著《文坛登龙术》，于是由孙斯鸣先生负责。到了十期以后，方由林语堂先生来接替。这时候《论语》已渐博得读者的爱护，销数也每期激增。林语堂先生编辑以后，又加上不少心血，《论语》便一时风行，幽默二字也成为人人的口头禅了。
据章克标回忆，在《论语》创办初期，不管是林语堂，还是列名的“长期撰稿员”，大家仅为有个发表观点的地方，谁也没有计较编辑费、稿费之类。孰料该刊不久便热销，于是在发行到第10期前后，林语堂便找到邵洵美，直言不讳地提出：既然杂志有了盈余，编辑和作家就不再干免费活，得把报酬定下来。邵让他找负责实际工作的经理章克标。章答应给编辑部每月100元，稿费千字二到三元。
然而不久，林语堂提出，《论语》销量翻了一倍，编辑费也得相应涨到200元。章克标为此非常恼火，向邵洵美抱怨，说林语堂“是个门槛精！”他对林语堂的提薪要求态度十分强硬，最终导致双方分手。
林达祖的叙述印证了这一说法：“……约一年之后，林语堂看到《论语》的生意兴隆而眼红了，而这个刊物毕竟是时代图书杂志公司的，或者说是邵洵美的，想自己的辛苦，只是为了他人做嫁衣裳，一念之私，他决定自己去办《人间世》、《宇宙风》，把陶亢德拉去做助手。”
稿费的“变迁”
暂且抛开如何开“编辑费”这一话题，先说《论语》杂志的稿费标准。
最初，在“本刊投稿规约”的第四条，写明“来稿概无金钱上之报酬，但酌赠本刊。”
自第13期起，该刊“投稿规约”有关稿费一条修订为：“来稿一经刊登酌酬现金或本刊。”
此后，该刊的“新定投稿规约”进一步修订为：“来稿一经刊登酌酬现金或本刊。稿费暂定一律每千字三元，每月底发出。”
该刊第36期再次刊出有关稿费的启事：“本刊本期起文字稿费增至千字四元，图画每帧三元。”――不过这时林语堂已经离开《论语》了。
林氏担任主编一年有零。从第27期起，陶亢德正式担任主编。
林氏离开时，发表一则声明说：“承论语社同人之托主编《论语》，安度一年，基础粗定……另有编译计划，势难兼顾……”他对《论语》表现得一往情深。在接下来的第28期《论语》上，他发表了《与陶亢德书》：“我孕育《论语》，使之出世，鞠之育之，爱之惜之……今将有远行，交先生抚养，安能无数句叮咛语耶？人人视其文章，亦如其血脉骨肉，今举众胎儿以托于子，又安可无数句叮咛语耶？吾不知话从何说起，惟子知其饥则哺之，寒则衣之，毋使傲慢荒嬉，亦毋使失其赤子之心天真之乐。”
陶亢德原在《生活》周刊任编辑，常以“徒然”的笔名发表短评。他有着较丰富的编辑经验，一直主编《论语》至1936年2月出版第82期为止。
不过，在《人间世》创办之后，他以林氏“助手”的身份承担起该刊大量具体工作，便不再是《论语》的“全职主编”。
主编与“老板”的关系
据《邵洵美年表》记载，邵氏是在1930年上半年加入中国美术刊行社、投资《时代》画报，并于当年11月正式参与该刊编辑工作的。以邵洵美当年的财力，当他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注入进去之后，他便能够在后来的事业发展中左右局面。
在此期间，邵洵美投身出版界的另一项重大行动是：接手新月书店并担任经理。
章克标回忆说：“洵美可以说是为了志摩的缘故而去加入新月书店的，时为1931年4月。他当然无法实干，于是委托了林微音（按：海派的男作家）去上班，代行管理日常事物。”
1932年4月，邵洵美因书店经营困难专程赴北平。秋天，新月书店关闭。此后他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时代》画报。
1932年9月1日，时代印刷公司（后改名时代印刷厂）正式开张，作为中国第一家使用世界最新式影写版印刷机的机构而享誉一时。（《论语》的正式出刊时间选择在9月16日，是否与这一背景有直接的关系？待考。）
1933年11月1日，中国美术刊行社增加资本改组为时代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时代图书公司），股东为邵洵美、曹涵美、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五人，但是二张一叶并未实际投入一分钱的股金。至此，邵洵美显然已经成为核心人物。
再说林语堂脱离《论语》之后，开始与良友公司合作，为其编辑《人间世》半月刊。对方开出每月编辑费500元，并提供一间专门办公室的优厚条件。
而与此同时，邵氏旗下的《时代》画报和《论语》半月刊红红火火。我们可以看到，从《论语》第12期（1933年3月16日出版）开始，几乎每期封底都是号称“中国两大便宜刊物”的联合征订广告。到1934年“搬进汉口路新建成的弄堂房子以后”，时代图书公司更是进入全盛时期，宣称同时发行五大杂志：一是陶亢德主编的《论语》；二是叶浅予主编的《时代画报》；三是鲁少飞主编的《时代漫画》；四是宗淮庭主编的《时代电影》；五是张光宇主编的《万象》月刊。
常言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里就涉及到杂志主编与出版机构老板之间的关系。
据笔者考察，在上世纪30年代，杂志有三种基本出版模式：（一）代理发行；（二）合作出版；（三）自办杂志。相应地，出版发行机构（书店、书局、图书公司、报馆等）和编辑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尽相同。第一种最宽松：你编你的，我发我的，互不干预“内政”（也有因此而带来祸端甚至被封门的，属个别情况）；到时按实际销售量结算，并抽取一定比例的代理费用。第二种方式，主编与书店老板之间，更像今天所说的“带项目加盟”。因此大多都能相处得客客气气。林语堂和邵洵美之间，就属于第二种关系。
接下来，林氏和良友公司的合作也是这种关系。据马国亮回忆：一天他到总经理室谈工作，还没等开口，伍联德便兴冲冲地告诉他说，林语堂要给良友办一份杂志，一切都已谈妥，马上就能开始工作。显然，像林氏这样的文化名流能带着“项目”谈合作，书店老板也是喜出望外。
第三种方式，才是真正老板和雇员的紧密型关系：拿老板的工资，干一份工作；老板可以随时将其解雇，也可以在内部不同的部门之间调岗；因此对于主编或编辑就有了更多的限制，比如有的明确要求不得在外面兼职。――不过，这是另外一篇文章中的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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