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着戎装的李绍明和四川调查组的同事在凉山州甘洛县调查。因凉山民主改革触动了上层黑彝奴隶主的利益，调查时当地正发生叛乱，因此，调查组上凉山之前已经学习了枪支使用、射击等基本技能，
并配备了枪支。
1951年7月，时为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一年级的李绍明和同学们，前往茂县赤不苏地区的羌族聚居的黑虎乡进行社会实践。照片反映的是途经都江堰乘竹筏的情景。
两年前的六月，作为一名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生，照理我应该深入到“他者”的社区了，但是，我生平的第一次田野调查经历却是如此与众不同：没有远离尘嚣的“努尔”人，也没有西太平洋上的无名小岛，我观察和访谈的对象只有一个人――70多岁的民族学家李绍明，“田野”地点就位于他在成都闹市的家中。还记得第一次的访谈，我们都显得紧张而生疏，李先生似乎在用心揣摩即将说出的每一句话，我则刻意地小心谨慎，生怕因思虑不周而让谈话气氛变得尴尬、从而使采访难以为继。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李先生的言谈逸兴横飞了起来，而我也开始无所顾忌、张口就问……为了真实再现访谈的现场，这份访谈录的初稿将所有说笑的闲话、抽烟喝水、停顿感慨甚至咳嗽喷嚏都一一记录在案，后来抹去了这些日常琐碎，又对文字稍加修饰并配了图，于是有了这本《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问世。
假若能够把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比喻成搜集故事的过程，无疑李绍明有着说不完的人生故事：1950年这个16岁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如何一跃升入基督教会开办的华西协和大学，却在以后短短的4年间辗转三所学校、两个系科？走出校门后的他又为何屡遭人生磨难，三起三落甚至身陷囹圄？是什么样的机遇让他参加了1956年举国瞩目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一呆就是整整八年？调查组为什么判定凉山彝族社会是奴隶制社会，又是什么原因让凉山调查后期的材料废弃至今？作为新中国的一线民族工作者，在他眼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地区是什么样子？70年代末学科重建以后，他和同仁创建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目的究竟为何？……
当然，展示李先生丰富跌宕的人生故事只是我们的初衷之一，隐藏在这些故事背后的另一个思考是，通过李先生的个案，可以折射出1950年代以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独特而意味深长的发展历程。
被喻为“殖民主义之子”的人类学，其知识的生产向来被认为与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进程息息相关。与之相反，人类学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却几乎是直接与当时方兴未艾的民族―国家建设思潮及实践遥相呼应。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民族研究同样呈现出浓厚的国家化色彩。
早在李绍明的学生时代，国家主导推行的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包括以唯物主义为核心的马列主义思想，以及从中国革命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关于少数民族的政治理论，就已经构成了他的知识体系的核心。随后，无论他去调查凉山彝族社会性质，还是参加编写羌族简史、探讨羌族族源，其背后都包含着服务国家建设需要的一面。当其时，以社会改造为目标进行的少数民族社会调查，是以摩尔根―恩格斯―斯大林划分的五种社会形态为基本的调查框架。如此一来，原本具有多元文化和历史发展线路的各少数民族往往呈现出前社会主义社会的面貌，从而被视为应该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落后的过去”。少数民族简史、简志编写也构成了国家民族政策宣传的一部分，因为分族写史、写志的做法本身所体现出的，正是国家对待所有少数民族一视同仁的政策宗旨。
然而，当我们看到民族研究的知识生产受到政治权力规制的一面时，也应看到，传统文化思维对知识分子的塑造也至关重要，这一点即使像李绍明这样的新人才也概莫能外。在中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并非用西方的权力普遍性、决定性的观点就可以全然解释的。
李绍明始终将学术为政治服务视为“自然而然”的产物，除了时代本身的正当性外，还来自于他对传统“学以致用”观念的认可。伴随着父亲“读书至上”论的教导，这种观念在李绍明的少年时代即已生根发芽，在当时被他单纯地表达为“要做点大事”的理想。成年后，当他参加社会历史调查组时，经世致用的观念又直接体现为，他自觉使学术实践与国家建设治理的策略保持高度的一致。他对诸如“你们50年代这批民族学者就只会跟在国家后头走，净干些没有名堂的事情”的批评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用凉山社会性质的调查结论服务于当时的民主改革自有其正当性与迫切性，因为唯有社会改造才能帮助社会形态落后的少数民族走上发展繁荣的道路。为此他说：“如果你问我，是不是民族学一解放就紧接着为政治服务？是的。我答复你们，是的！学问要服务于社会。学术是为政治、为社会进步服务的。”但即便如此，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独立性又使他坚持认为，某些问题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政策制定者未能吸取学术研究的成果而最终导致的。
的确，出于社会改造的需要，五六十年代的民族研究将少数民族的不同社会面貌机械地套进了一套进化的序列里，这让研究者习惯于用客位的视角来认识研究对象，从而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人类学“同情式”理解的精髓。但是，进入80年代以后，对国族内部地方特殊性和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强调却“突然”成为李绍明的学术追求，于今则尤甚。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民族―国家的追求并不能彻底消灭原来天下体系内部多元地方感的存在，而这一点或许是社会科学家们理解中国社会时特别值得留意的地方；另一方面，理解李绍明此时迸发出的建设区域学术视野的热情，固然可以归结为“时过境迁”，但同时又可以视为他回归另一种学术传统的努力，即抗战以来兴盛于四川，以研究华西地区少数民族为主的学术传统。从诸位身跨民国、新中国两个时代的师长那里，李绍明无疑也吸取了足够多的学术养分。比如，今天他力倡的“大西南”区域概念，直接的启发就源于，在华西大学读书时，他看到一幅梁钊韬先生旧时手绘的西南地图。在这张地图上，西南不只是川、滇、黔三省，所包含的正是今天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大部分省份成员。
这本书所展示的，固然不仅仅是李先生的人生故事，其实也绝不仅限于揭示人类学/民族学这个学科的知识生产在五六十年代的独特过程，有心的读者还可以发现，人类学/民族学被移植到中国之后，它要面对的，其实是大异其趣的另一套历史经验：我们所要研究的“他者”――少数民族，几千年来就已经是“我们”的一部分，而我们，也无疑是他者的一部分。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兴许能够为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一些新的思想资源。
2006年10月，我的几位同学在王铭铭教授的带领下，前往四川开展民主改革口述史调查，在成都认识了李绍明先生。当时他被邀请来为同学们做培训，但始料不及的是，调查小组对李先生本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们初期访谈的基础上，我进行了进一步深入的“田野调查”，由此完成了这本关于一位民族学家的民族志。
《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李绍明口述，伍婷婷等记录整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6月第一版，2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