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少衡的名气远远不抵他30多年来在文坛上的默默耕耘与丰硕的收获。这样的作家大有人在。因为他们的写作远离了喧嚣的名利场，反而
“一个村庄的人情和政治，也是当代中国变迁的一个生动断面。那些坚固的，溃散的，重新聚合的乡土精神，通过一个村选事件，得以被照亮和被书写。”评论家谢有顺的发言简短有力。他说，杨少衡坚持以一个地方性的视角观察中国，他所解析的，其实是人心的基本状况。它所描述的，却是乡土中国的真实容颜。变化永远是主流，可杨少衡所察觉到的那些人性的暗流，这是理解这个时代更具价值的发现。
作为一个勇于直面当代社会现实矛盾冲突的作家，杨少衡以其政治素质、政治判断能力和作家特有的敏感，在发展与生态、执政者与企业家、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以及为官一方与人性困窘等表现内容中寻找着这种新的矛盾冲突关系的生长点和时代特质。他把视角集中在这批中国执政党最基层的执政者身上，他的勇气与魄力就在于充满信心地迎着生活的风口浪尖而上并成功地抓住了新的生活矛盾之魂。他的作品也因此受到读者的喜爱，先后出版有长篇小说《相约金色年华》、《金瓦砾》、《海峡之痛》，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危险的旅途》，长篇报告文学《天河之旗》，中短篇小说集《县长故事》、《彗星岱尔曼》、《西风独步》、《红布狮子》、《秘书长》、《林老板的枪》、《尼古丁》等。
读书报：感觉您最近几年创作势头很好，之前我们对您的了解大多是中篇小说，可是从《海峡之痛》到今年5月接连推出的《党校同学》（湖南文艺出版社）和《村选》（海峡文艺出版社），似乎您逐渐将重心转移至长篇？整个创作过程，写中篇或长篇，是有计划的吗？
杨少衡：这些年我写作以中篇小说为主，短篇和长篇都少，去年着手写长篇，您提到的两部长篇都是去年写的。我知道有的作家很有计划性，先搞什么，达到什么程度，接下来搞什么，具长远目光，有方向感。这方面我还做不到。我比较随意，写到哪儿就哪儿。三年前，我在北京参加作代会时，有天晚上我与同来开会的河北、山西两个文友跑到三里屯喝酒，又到北京饭店外边的一间小铺吃饺子。我告诉朋友自己写中篇小说写多了，好像得换点名堂，朋友问我这些年有多少中篇？我说20来个吧。他笑，让我写满50个再来说话。于是这些年我又写了若干中篇小说。但是心里始终感觉自己应当有所改变，写长篇小说可能是一种选择。
读书报：关注您的读者可能都会注意到，2005年您似乎在中篇小说方面集中发力，连续发表了《林老板的枪》、《金粉》、《该你的时候》、《蓝筹股》、《县长内参》等中篇小说，并获得了“人民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这些作品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县长的视角。您先后在漳州市文联、漳州电视台、漳州市委宣传部、漳州市委组织部任职，这些经历是否对您的创作形成极大的影响？
杨少衡：我的履历相对比较复杂，除了您提到的那些岗位，之前我还当过知青、乡村碾米工人、乡村小学教师。然后我调到所下乡的县城，在县委办公室工作，当县委书记的秘书，再下到乡镇任职。当时是上世纪70年代末，乡镇还是人民公社体制。这些经历对我的创作影响极大，是我小说题材、素材、人物、故事以及思想的主要来源。我这些年作品主要写的是各种官员，其实不只是这些年才写，30年前我发表的小说处女作叫《书记与司机》，仅此题目，就仿佛今日书市上的畅销书目。我写眼下这种小说，主要因为自己的经历以及对这一生活的熟悉，相比而言，其他生活我不熟悉，想写也难，尽管自己也很想一试。所谓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很有道理。
读书报：您认为这种经历和作家的挂职有怎样的不同？在重要岗位任职，同时写作，如何能较好地将自己抽离现实，尽量让读者不去“对号入座”？
杨少衡：作家挂职无疑是眼下作家深入生活的一种好方式，当然它也有局限。挂职毕竟是短期的，一般也不承担直接责任，触及矛盾相对较少，感受可能不如实际工作者深切。当然挂职者也比较超脱，有利于从更高角度来审视观察，不像实职人员身陷具体事务和矛盾，认知角度和情感立场受到影响。所以各有利弊。我在调到省里前，在家乡任职，一直都是单位里的主要业务官员，自称为“做具体工作的”。同时我还写小说，写的还是身边这些人和事，因此格外需要考虑您所指出的“抽离”问题，尽量不让别人对号入座，给自己找麻烦。我觉得这个问题只要考虑周到，是可以避免的，至少不出大麻烦。我的体会主要是在小说里尽量把人物和故事原型变形，变得似是而非。
读书报：您的作品相当大的比例是描写基层官场。政治小说受关注比较多，但是也比较敏感。写作的时候，您是如何把握这一题材，写得既好看又深刻？同时在众多同类题材中“跳”出来？您对于笔下的官场和现实中的官场，各怀有怎样的心态？
杨少衡：我写这种小说有自己的基本想法，我认为这种小说应当给读者提供较多的社会信息量，这种信息应当是他们还不能从媒体或其他途径充分得到的。有一个贪官落马了，人们可以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消息，知道他拿了几个百万，有若干情妇。然后还有一些小报会披露若干细节，诸如他跟情妇如何搭上，与送贿者如何接头，等等。除了这些，这类人的人际关联，他怎么会变成如此巨贪，他还做过些什么，与他的堕落有何关联，他如何自我认知，人们又是如何看待其事，等等，这里边有很多内容，能够反映当今社会生活状态，这就有小说家创作的空间，显然也是读者想了解的。我写的这种小说涉及官员，写作时不应当总想着他的官衔，应当总记着他是个人，比如他说话有点口吃，他拿筷子用左手，等等。为什么写常人时小说家会注意这些，写官员就不会了？拿写常人的方式写官员，这就成了。我对笔下官场和现实中的官场所怀心态相同，我认为这是一种现实，现实有其理由，也将有其发展。
读书报：再说说您的两部新作吧，一部讲述党校学生之间情感与生活的小说《党校同学》，另一部为讲述新老乡村干部、展现村官选举的长篇小说《村选》，这两部作品几乎同时出版，能介绍一下写作过程吗？
杨少衡：《党校同学》写了三个出身、经历、品性都不同的官员，在党校培训班同学两年，以后因为各种机缘走到一起，在复杂状况中做事、起落的故事。这本书由一组系列中篇发展而来，包括《比铁还硬》、《鸟类生活》等。《比铁还硬》原发于湖南文艺出版社的《芙蓉》杂志，发出来后，主编找我，认为内容较丰富，应当写成一个长篇。于是就这么做了。《村选》是从乡村和地方官员两个视角，写一个乡村的选举故事以及相关人物的来历与命运，试图表现当下乡村现实政治生活，表达对基层民主进程发展变化的理解。由于自己的乡村经历，我对类似问题一直很关心，以往却没往这方面写，因此总觉遗憾，我把这一小说视为开拓自己创作领域的一次尝试。
读书报：《村选》是一个最基层的选举，但是折射出当今中国政治改革当中的步履维艰及其必然性。在福建作协任职主席，您认为自己还能较好地把握当前农村的真实状况么？
杨少衡：写《村选》得益于我曾经有过的乡村生活经历，也得益于一贯以来对乡村事务的关注，写这本书前，我回家乡，去过若干村庄，包括自己当年生活过的地方。我对乡村事务的把握有自己的侧重点，较多地集中在政治生活方面，在这一点自认为了解得比较深入。农村生活同样也是丰富多面的，不同小说可以有不同的关注点和表现领域，我觉得自己选择的这个角度和领域与我对乡村的了解，以及自己的经历与接触范围比较相符。
读书报：作为福建省的作协主席，您能谈谈福建的文学创作么？从整体创作实力来讲，南方不及北方。近几年福建采取了什么措施推进文学发展？
杨少衡：福建的文学创作也有其辉煌，例如以蔡其矫、舒婷为代表的诗歌，以郭风、何为为代表的大批散文作家，福建及福建籍评论家也非常强势。福建小说近年来有较大发展，目前生活创作于福建本土的林那北、须一瓜、陈希我等人均很受关注。福建省作协归属省文联，文学工作在省文联工作中占重要地位，近年来我省努力加大支持文学创作力度，表现在帮助所属文学刊物，组织作家采风写作，开展作品讨论评介等方面。最近我们还规划实施本省重点题材创作项目，力图以多种措施促进精品力作创作，繁荣本省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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