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理学家程颢有一首著名的《秋日偶成》诗：“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首诗抒发了一位历经世故、学问洞达的哲人“胸怀宽敞、超越世俗、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
人生境界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亘古长存，生生不息的人文话题，在今天也是常谈常新的话题。唐人诗云“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古往今来，只要人类还存在，人生境界就是无法规避的问题。不是吗？面对今天中国触目惊心的价值荒芜与人文缺失，我们依然要时时对人生境界论作出探索与回应。
谈到人生境界中的“境界”一词，在今天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常用，比如我们批评一个人道德水平低，往往说他（她）境界低；说这个人道德高尚，则称赞他境界高。“境界”这个词横贯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王国维写过一本名著《人间词话》，其中的主要范畴是“境界”，王国维在这本书中强调人生境界是文学境界的前提，没有人生境界是写不好诗词的。从王国维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人生问题，而人生境界则是中国传统学术孜孜以求的人文情怀。我以为，中国文化视野中的人生境界论是理想与现实、永恒性与当下性的统一，大体上有着这几方面的内容：
人生境界论的第一个方面，是关于人格的学说。在传统文化中，人生境界与人格境界直接相关。西方人比较强调人格的表演性，认为人的内在想法与外在的表现可以有两面性，不一定要做到内外统一，他们比较重视人的隐私性，大约也是出于这一点；而中国人自古至今，较多地从道德的层面上去看待人格现象。中国古代虽没有人格这个名词，但与此相关的“格”的概念早已有之，儒家经典《礼记・缁衣》中有所谓“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这里所说的“格”也就是指内在道德与外在行为的统一。
从孔子到思孟学派的《中庸》、《大学》，推崇的是内心的真诚无伪，慎独养心，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最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两面派。所谓人格，更多的是指内外合一的道德境界。这种道德境界的高低，建立在人生观的基础之上。中国古代的思想学说，大部分是教人如何做人的学说，当然也就涉及人格境界的问题。中国古代推崇的人格境界，就是一种有着自我体认的道德精神与坚定意志能力，达到了与天地并流，与宇宙合一的超越境界。《易传》上提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这种坚毅厚重人格境界的写照，一直到今天依然成为我们的精神训条。
同时，人生境界还与一个人的基本道德相联系，它并不玄虚，不管时代如何发展，这些道德底线是不会改变的。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之中，一所学校的房屋倒塌了，一位老师全身趴在桌子上面，牺牲自己的生命，救下了桌子下面的四名学生。而在同时的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教师则在地震时扔下学生自己首先逃走，事后还恬不知耻地在一群“后现代”的鼓噪下自我炒作，但两相对照，人生境界有天壤之别，这是不争的事实。
人生境界论第二个方面指心灵境界。没有心灵火光的照亮，也就达不到人格境界的高尚。按丁福宝主编的《佛学大辞典》的解释，“心之所攀援游履者谓之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心灵所攀登游历所达到的层次叫做“境”，即境界，它是指对于世俗利益的解脱之后，达到的心灵修养境致。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认为道德的境界有三种，第一种是了解与知道，第二种是喜好，第三种才是乐以为之。这分明说的是三种道德境界的依次攀登升华。孟子在论述人格境界时曾经说过：“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这种人格境界的划分依据其实就是尽心而知天，具有心灵体验意义，接近宗教信仰。
人生境界论的第三个方面，还指胸襟器度。古人常用“胸次”、“胸怀”、“怀抱”来形容之，认为是一个人道德层次与人生修养的显现。今天我们评价一个人的人生境界，往往从这方面着眼。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人生的历练，当人经历了许多沧桑，往往对于人情世故有些看穿，胸次超然。宋人讲理学修养，往往从这外方面去体悟，比如北宋理学家程颢有一首著名的《秋日偶成》诗：“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首诗抒发了一位历经世故、学问洞达的哲人“胸怀宽敞、超越世俗、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尤其是最后的一句“男儿到此是豪雄”，写出了中国文化中人格境界与洞穿世事，回归自我，胸次超然的特点。同时，古人一再强调，做学问如果没有胸襟器度，肯定是做不成大学问的。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曾说：“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则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也提出，古来成大事业者，做大学问者，一定要有很高的心胸境界。
人生境界论的第四个方面，指人生品味与趣味。比如魏晋六朝是一个追求“雅人深致”的时代，所谓“雅人深致”，是指一个人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与门弟血统。而这些最直接的显示便是一个人的趣味，也是人生境界高低的分水岭。同是“竹林七贤”中的王戎，被阮籍骂作“俗物”，就是因为他斤斤计较。北宋黄庭坚说过：“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他认为人不妨生活在俗世中，但心灵境界万不可俗，俗便无可救药，庸俗乃士大夫和读书人之大忌。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其中举了《世说新语》中两个名士的轶事来说明。一个叫祖约的人喜欢钱，一个叫阮孚的人喜欢屐(一种木制的拖鞋)，人们对他们的喜好不能分其高低。但有一天，客人造访祖约，祖约正在数他的财宝与钱物，一时收藏不尽，还剩两小筐钱，见客人来赶忙放在背后，生怕给客人看见，其鄙俗之“趣”可见一斑。客人又去拜访阮孚，见他正在给自制的木屐上蜡，叹道：“不知一生可穿几双屐？”说话时意态潇洒。于是客人通过这件事，终于分出了阮孚与祖约趣味的高低。梁启超举出这件轶事是想说明：“凡一种趣味事项，倘或是要瞒人的，或是拿别人的苦痛换自己的快乐，或是快乐和烦恼相续的，这等统名为下等趣味。”因此，趣味问题显然与人生境界直接相关。
梁启超主张在青少年时，便要培养高尚的趣味，“人生在幼年青年期，趣味是最浓的，成天价乱碰乱迸，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流入下等趣味不可。”梁启超重视对于趣味的研究，认为人生境界的高低与趣味直接相关。中国的人生境界论与西方趣味无争辩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六朝时刘勰《文心雕龙》中专门有一篇《体性》，谈到审美情趣与人生境界直接相关。面对今天充斥大众生活中的低俗，谈人生境界论当然不能不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如何激活“雅人深致”的文化传统，是重建我们人生境界论的重要方面。
当然，中国的人生境界论是多元思想组成的。老子与庄子这些道家人物，对人生境界的理解与儒家有很大的不同。老庄认为人之所以不能取得自由，不能摆脱“人为物役”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的自由本性受制于各种外物的束缚，只有将这些束缚人的“假我”、“非我”统统扔掉，人类才能走向自然，实现自身价值。在《庄子・大宗师》中，庄子假托颜回之口提出：“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道)谓坐忘。”庄子用“心斋”、“坐忘”的心理特征说明人生境界的实现。中国文化与学术的内在生命力，比如对于自由情性的追求，对于高风遗韵的向往，都与老庄的人文精神有关。
老子与庄子所确定的这种人格本体主义在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其特点便是从思辨走向了现实的人格严肃主题。魏晋文化与魏晋人格的永恒魅力，就在这种社会场景中悲剧性地全面展开。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正如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言：“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汉魏以来，围绕着人生的意义主题，各种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样几种：一种是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另一种是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再一种就是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中国古代的人生境界论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峰。
中国古代的人生观，虽然存在着儒道两家的对立，但是这两派的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儒家与道家都将人格境界奠定在农业社会的天人合一意识上，主张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建构人格，而不是在与自然界的对立中建设人格，这就造成了儒道两家文化人格的顺从性与和谐性。儒家“与天地参”的道德境界，与道家的自然之道也可以相通，孔子晚年也希望自己能在“浴沂舞雩”的美境中获得解脱，他的“浴沂舞雩”与庄子的“逍遥游”实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人生的自由境界。儒道两家人格的不同有助于中国文化的活力与人生境界的多元化，他们彼此之间的互补，造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的广博精深，中国后期受儒学熏陶的文化人物，没有不出入佛老的，苏轼就是典型。
因此，谈到中国人的人生境界，便不得不谈佛教，尤其是禅宗的人生境界论。唐宋时期的禅宗思想，是中国人生境界论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世俗的，他们不主张在脱离日常生活之外去追求西方人那种惨厉的宗教赎罪精神，因此，印度小乘佛教的教义与仪式很难在中国推行。禅宗提倡在日常生活中去参悟道。虽然它也有一套修炼仪式，如净心宁意，排除杂念等等，然而其主流精神却是倡导日常实践以加强悟性，积累智慧。所谓“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禅宗不主张离开日常生活去思索佛性，而是力主禅境存在于日常的生活实践之中，强调在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之中皆有佛性在内，这是具有东方文化特点的泛神论思想。以往的小乘佛教在解释三身法时，常常从外在偶像角度去解说，而禅宗则从自我心灵去倡论。而此种自悟具有豁然开朗的特性，所谓“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即是这种心理觉悟现象的表现。顿悟是禅宗独特的精神领会方式，由于它是主观和个体性的，又不脱对象的感性形式，心灵具有极大的创造性，与审美精神的释放不谋而合。
禅宗常用三种境界来说明悟的境界。第一境是“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以喻精神的漂流，没有得到禅境的指引；第二境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这是形容已经破除法执与我执，即超脱了客观性相与主观痴迷，使精神获得一定的自由但尚未悟道；第三境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这是形容在顿悟中获得永恒的体验高峰，这虽是一霎那间的顿悟，但却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永恒，禅境即是这种高峰体验的产物。这种体验由于建立在日常生活基础之上，是在与砍柴担水，观花赏月的平常生活相伴，因而它没有出世的寂灭，与“高处不胜寒”的虚幻，相反，倒是充满着日常生活的趣味，是一种恬淡闲和，平静如水的心境。体现了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宁静而世俗的品格趣味。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在《中国人》这本书中指出：“诗歌教会了中国人一种生活观念，通过谚语的诗卷深切地渗入社会，给予他们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诗歌通过对大自然的感情，医治了人们心灵的创痛，诗歌通过享受简朴生活的教育，为中国文明保持了圣洁的理想。”这种诗学精神固然直接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但与禅宗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
禅宗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境界说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境界作为佛教概念，是借用中国古代的词语来译释佛教要领的产物。《无量寿经上》云：“比丘白佛，斯义弘深，非我境界。”《华严梵行品》中云：“了知境界，如幻如梦，”佛教认为，世界皆妄，人对于世界的感受是由心念之妄所产生的幻觉。《大乘起信论》中就说：“一切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心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心念为人的六识，即眼、耳、鼻、舌、身、意所感受的相应的色、声、香、味、触、法而产生的境界，因为它们是由人的主观感觉所赋予的心念，故而没有自性。由于是由主观感受所决定的心念系统，“境界”一词便由原来的疆域之意演变成精神之境。要了解中国人的人生境界论，单靠中国传统的儒道学说而离开禅宗思想显然是不行的。
中国古代士大夫这种调和儒道佛的人生境界论，在北宋苏轼的身上看得很清楚。苏轼早年也有着不亚于韩愈的忠君之心。从他在熙宁变法中的保守立场，以及他给皇帝的上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轼儒者济世的信念与政治态度。如果说儒家的人生境界论来源于他们的现实精神，道家与玄学主张超离现实，苏轼则游离于二者之间，他对现实世界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宝绘堂记》)他认为对生活之乐既要关注，又不可沉溺其中；对生活完全不感兴趣则人生索然寡味，对生活一味沉迷则亦玩物丧志，不足为乐。因而苏东坡对生活始终抱着一种漂流的心态。
正因为对生活的终极意义的无法确定，对人生目标的迷茫，所以苏轼认为生活的意义只能在不断的进程中来确定，这一点与禅宗的思想颇为相似。“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苏轼在这首著名的诗中，以孤雁自比。人生好比那不断飞翔的鸿雁，泥上偶然留下了一些零星的爪印，大雁却一往无前。也许，这就是苏轼对自己命运的写照，对人生存在意义的理解。这种类似存在主义的生存观，在苏轼的诗词中可以随处见到，“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凄凉，夜来风雨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文艺苏轼的那里成了人生凄凉感的写照。因而苏轼的人格相对于老庄与魏晋间的阮籍、嵇康来说，外表似乎没有他们那么高远超离，而从内在意义来说，却是更为超脱，独立性也更强了，并演化成一种新型的人生境界论，对于现代人生境界论影响很大，“五四”时的许多新派作家对此都予以关注，比如语丝派的林语堂专门写过一本《苏东坡传》。
冯友兰先生在《人生的境界》一文中指出：“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我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纵观中国古代哲学与思想文化，这一概括是很到位的。我在这里要补充的是，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一词和一科，如果要说有的话，它更多的是指一种人生观与宇宙观，中国古代的“哲学”与西方不同，更主要的一种人文学说与人文精神，它的人文内涵更深，境界更远，它的最高指向是诗化人生，林语堂的《中国人》中对此说得很清楚。它与海德格尔的思想可以相通。
中国传统的人生境界论在近代以来，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与重建。1898年发生维新运动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向近代形态的转变。近代以来先进人物对传统文化大致有这么两种态度：一种是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或者政治革命的立场出发，围绕着改造国民性，将人生观建设与启蒙教育结合起来。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另一派先进人物则是王国维等人。王国维的忧患意识更深，他不仅看到了中国人民在当时饱受国内外各种黑暗势力的欺负压迫，而且也看到了人类进入物质文明阶段后，人性堕落与意义流失日益加剧。叔本华与尼采对于人类命运悲观失望的学说，清末社会的腐败黑暗，加上个人身世的孤寒，使王国维对人生深感失望与痛苦。他力图将美学与艺术作为消解人生痛苦、超越人生污秽的精神家园，从而建成新的人生观。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还特意将人生境界与诗词境界等同起来。这是王国维词学与他人不同的重要标志。比如他说过一段经常为后人所称引的名言：“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他借用宋词来形容这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王国维在这里将古今成大事业与大学问者，与三种人生境界联系起来，认为必须经过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也就是三种境界。他在这里刻意突出，填词决非技巧范畴所能奏效的，而是与做大事业与成就大学问一样，是依赖整个心胸人格的升华而成就的。王国维所说的自我寻觅之苦，正是他自己的精神世界与内心情结的反映。王国维在论词作中，对于那些寻觅凄迷而终无所得的作品，怀有特殊的爱好，给予非同寻常的评价：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二五）
“风雨如晦，鸡犬不已”、“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气象皆相似。（三十）
这些作品显然不是那些阅世不深的词人所能成就的，它道出了人生境界论的悲剧性。
由于当时的社会现实离自己的理想太遥远，王国维于1927年6月2日上午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他的死也是人生境界与现实世界无法调和的产物。故陈寅恪写下了著名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可以说是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境界与学术相统一精神的浩歌。其中所揭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经成为士人的座右铭，斯人虽逝，然其人生境界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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