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最杰出的文献剧作家彼得・魏斯（PeterWeiss)所下的定义，“文献剧是一种报道性的戏剧。备忘录、文件、书信、统计数据、股市行情、银行和工厂企业年度报告、政府声明、讲演、采
有学者认为，奥地利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的五幕悲剧《人类的末日》（Die letzten Tage der Menschheit: Tragodie in fünf Akten mit Vorspiel und Epilog）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献剧”。
卡尔・克劳斯被誉为本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德语作家和语言大师之一，但在德语国家之外鲜为人知。
克劳斯1874年出生于一个离布拉格不远的波西米亚小城。他的父亲是一个富裕的犹太制造商。三年后他们举家迁到了维也纳，克劳斯一生都定居于此。克劳斯曾就读于维也纳大学，但并未获得学位，因为他半途辍学去学习戏剧表演。由于在表演方面缺少足够的天份，他转向了新闻和文学。不过他在模仿方面的才能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表现力。他曾说自己也许是古往今来第一个以演员的方式去经验自己作品的作家。
从1892年起，克劳斯开始为各种报刊杂志撰写戏剧评论、书评和其他形式的文章。由于从青年时代就培养起来的一种对世界的嘲讽态度，他拒绝成为维也纳文学圈子里一个“文化名流”。他推辞了维也纳最有声望的一份报纸《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提供的一个编辑职位，着手创办了自己的杂志《火炬》(Die Fackel)。第一期《火炬》杂志出版于1899年的愚人节，距他25岁生日不到一个月。
《火炬》的宗旨，按克劳斯自己的说法，是要“抽干德语里陈词滥调的沼泽”。他邀请了一批跟他一样文风辛辣的作家为杂志写稿，其中包括亨利希・曼、斯特林堡、奥斯卡・考考斯卡等人。尽管如此，这些撰稿人的文章从未超过杂志全部内容的三分之一，大部分版面仍由克劳斯一人承担。1911年以后，一直到1936年克劳斯去世前为止，他成为《火炬》唯一的撰稿人。他曾写道：“我不再有任何合作者。以前我妒忌过他们，因为他们赶跑的读者，恰恰是我想留给自己去收拾的人。”这还不算完，《火炬》杂志一直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读者群，克劳斯对这些忠实的拥护者也不放过：“《火炬》杂志最不协调的伴随物，就是它的读者。”
克劳斯是在十九世纪走向终结时开始写作的。那段时期，欧洲一个世纪的历史与文化的突飞猛进开始走向尾声，维也纳所属的奥匈帝国也不例外。目睹种种的末世乱象，克劳斯写了一系列尖刻的讽刺文章，讽刺的对象上至威廉二世，下到奥地利的普通人。有时，他几乎到了为了讽刺而不计立场的地步。身为犹太人，他毫不留情地抨击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他秘密地加入过天主教，却又要写文章抗议教会“不健康地参与了以招揽旅游者为目的的伪艺术的萨尔斯堡艺术节”。
1914年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是克劳斯写作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战争开始后，经过几个月的沉默，他开始愤怒地鞭挞他的时代。1915至1917年间，克劳斯创作了规模宏大的诗剧《人类的末日》。戏剧的主题是战争中人类生活的痛苦和堕落，谴责了社会对财富和权力的贪婪。克劳斯认为，引起灾难的罪魁祸首是新闻业，因为它“用形象化的手段再次制造了战争，而战争又用自身的发展适应了新闻业的需要”。
这部鸿篇巨制有五幕，256场，以一个报童的声音开篇，在上帝的声音中结束。剧中有上百个不同的场景，几乎包括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如维也纳和柏林的街道、家庭、兵营、教堂、学校、咖啡馆、报社编辑部、娱乐场所、战地医院、火车站和前线阵地以及一艘潜艇等。出场的人物有五百多个，包括诗人、大学教授、妓女、政客、商人、士兵、阿谀奉承之徒、儿童、教士、新闻记者、小丑、编辑和皇帝等，就连一个胎儿，几条军犬和一群乌鸦也分配到了台词。
此剧有一半的内容是一手材料，主要引自新闻媒体对欧洲局势和战况的报道，另一半是克劳斯在生活中看到和听到的真实情况，两部分内容相互比较以印证作家对战争起因的看法。克劳斯说“看似最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报道而真的发生了，听起来最不可能的对话在剧中被逐字逐句地讲了出来。这个剧本的最耀眼的发明就是如实转述”。正因为采用了这样的文献处理方法，克劳斯被认为是毕希纳的传人。目前虽没有证据表明克劳斯在创作《人类的末日》时曾将《丹东之死》作为范本，但他本人曾在1918年说过“《丹东之死》是19世纪被埋没的杰作”。
尽管《人类的末日》被誉为“讽刺戏剧的巅峰之作”，但它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和致命的：剧本规模如此之大，场景如此之多，人物如此之众，演出的操作难度极大。剧本第一稿发表在《火炬》杂志上，其中一部分由克劳斯本人在战时做过公开朗诵。他在世时，只有该剧的尾声《最后一夜》在舞台上演出过。克劳斯自嘲说：“演出这个戏需要用十个晚上，而且只能在火星上演，因为这个世界的观众根本无法忍受它”。
关于这一点，以往的评论家们往往认为《人类的末日》只是篇戏剧体的讽刺长文，作者本就没有让它上演的意思，更没有上演的可能。这个观点难以服人。此剧虽然冗长庞杂，但只要能够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和演出时间，并非不能搬上舞台。事实上，在1964年的维也纳戏剧节上《人类的末日》就被作为开幕演出剧目。1983年，“公民剧团”在爱丁堡戏剧节上也演出了一个版本。
我们应该关心的反倒是，克劳斯把剧本写得如此庞大笨重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答案肯定不是因为克劳斯不熟悉舞台（他毕竟接受过戏剧的科班训练）。要说“戏剧体”只是他装点文章的噱头也不对，哪个读者会对一篇有八百多页对白的讽刺文感兴趣呢？问题的症结也许在于，克劳斯希望用舞台完成一个史无前例的任务――“用戏剧全景式地记录战争”，但是他却没有找到相应的形式和技术手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战争，找到一个与这个宏大而恐怖的事件相匹配的文学形式对任何作家都非易事。既然要做“全景式”的记录，自然是越全越好，最好把战争牵涉到的方方面面都罗列进来。写小说可以写长篇小说，做戏剧也似乎只能做“长篇戏剧”。只是长篇小说有人读，“长篇戏剧”就难得有人演、有人看了。在解决了素材来源的问题后，如何把“戏剧形式”和“历史事实”有机结合起来，使之符合舞台的演出规律便成为了“文献剧”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难题。
“文献剧”在克劳斯之后，更加迫切地呼唤着新的舞台形式和戏剧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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