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者，亦学术也，乃天下之公器。公器者，贵乎公而重于器。公者，秤也。欲使之公，必立于事实之基础，否则皆妄言痴语也。学问者，大凡分为两途，一为自然之科学，一为社会之科学。前者研究自然，后者研究社会。自然科学必依事实为据，以实验为凭，科学之结论需经过实验室反复实验方得以认同。至于社会科学，也应以实验为基础。美哲杜威创实证主义一说，我国胡适之博士倡之，其意即社会科学也当于社会中求以证实。又考古界、历史学者视田野为实验室，学问亦必在实验中产生与检验。故曰：学问当以实验为基础。
考生如熟读“胡适之博士”的著作，想来作此文必能驾轻就熟。而民国十三年的预科国文第一题就是：“‘研究国故’和‘保存国粹’，是不是同样的事情？试把各人自己观察所得写出来。”这也正是当时胡适等人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罗志田教授曾就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题发表两篇长文，从“对对子”和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的有关争论中，看出时代思想与社会心态的走向。北大的这些入学试题，虽并未引起过争议，但却也隐约透露出深意。
比如，民国七年的文本科地理学考题有三道：
1、详言我国边界丧失之土地
2、列举我国沿海之租割地
3、试说世界各国在太平洋之殖民地
民国八年的中国地理试题则为：
1、我与日俄英法四国相共之河流有几？
2、南满胶济两路与直鲁奉吉各省军事商业利害之关系
类似的题目每年都反复出现，比如民国九年有“俄日英法四国各握我一方之路权独以中部横行之陇海大铁路归永久局外中立国比利时承办将以阻胶济路之发展与抑利用比国为傀儡以杜各国之争试就内容之真象说明之”（原文如此，无标点），“试言全世界中天然民族存亡之状况及其分布之地域”。民国十二年有“试叙述南满铁路及京绥铁路之路线并从地理上推测两路运输之重要物产”，“由上海向伦敦航行，其经过之商埠及各商埠所隶属之国别若何？”
也就是说，在那几年间，北大地理考试的“热点”就是论述西方列强如何侵夺我国（及东方各国）的土地与路权。
在本国史考试中也是如此，涉及“近代史”的题目，基本上都与列强侵华史有关。民国十二年考了“说明天津教案之原委”，第二年接着考“晚清教案发生之原因及其结果”，民国十四年则考“我国关税失自主之权，国威等于灭亡，其故何在？其原动力起于何国？结于何种条约？”
外国史的考试，最多出现的则是“革命”。民国八年考题中有“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有何异同之处”、“法国革命的原因”，民国九年仍然考原题：“试述法兰西大革命之原因结果”，民国十四年再次考“试从思想上，政治上及经济上解说法兰西大革命之原因”。
除了法国革命之外，俄国革命和西欧社会主义也是大热门。民国十一年的外国史考题中有两题：“西欧社会主义始于何时及何人？其主张若何？能略陈之否？”“近世西洋史可再分为三期：一为宗教改革时期，二为政治改革时代，三为社会改革时代。究竟各种改革发端于何人及何国？并在何时？”民国十三年的世界史考题有“俄国劳农政府组织之大概？”民国十四年则有“试言俄国农业经济，与其政治革命之关系”，还有“试述左列诸人之思想或事业：达尔文、马克思、梅特涅、马志尼、毕士马克（即俾斯麦）、林肯”。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历年的英文试题，似乎讲自由主义的学者都跑来出英文卷子了。
如民国七年的文理法预科英文第一题
Analyze the followingsentences:
The only freedom which deserves the name,is that of pursuing our own good in our own way,so long as we do not attempt to deprive others of theirs,or impede their efforts to obtain it.Each is the proper guardian of his own health,whether bodily,or mental and spiritual.
这是密尔《论自由》中的名句。
民国八年（1919年）的英文共有两题：
1、Analyze the following:
“The simple faith of Mr.Wilson in his Fourteen Points was due,I believe,to the invincible abstractness of his mind.To him railroad cars are not railroad cars,but an abstract(抽象的)thing called Transportation;People are not men and women but Humanity(人道).”
2、Translate the following in to English:
民主国家的人民应该有三种不可少的自由。第一是思想的自由，第二是言论的自由，第三是出版(Publication)的自由。
为什么这三种自由都不可少呢？因为一国的进步全靠新思想的发达。若思想不自由，新思想不能发生。若言论与出版不自由，新思想便不能传播。
罗列上述考题，似乎正是为一个老命题――“救亡与启蒙之争”――找到了以往未曾被注意的一些“边边角角的”材料。
今天的读者再看这些民国老卷子，真能体会到当时北大学人深重的民族危机感。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外侮面前生发出来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民族主义思想与精英知识分子之间本来就有莫大的关系。如何救亡？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什么无能为力，而法俄革命的道路为什么在中国成为了现实甚至是大部分知识分子普遍的共识？
我们知道，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致力于普通个人的普遍幸福，认为个人得自由得福利最终即能导致国家富强，胡适对这个道理理解得非常清楚。前面考题中所引《论自由》的那段话，就是在讲这个意思。英美即遵循自由主义经济原则以及逐渐发展的政治自由原则，最终形成了稳定的自由民主制。
但另一方面，按照顾准的说法，古希腊的灭亡正是由于雅典式的自由而无组织。尽管希腊每个公民的积极性都发挥到极致，尽管他们可以暂时击败外敌，但在组织良好的强大的敌人面前，最终摆脱不了亡国的命运。
正因为此，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本质应被视为追求“幸福”而非“强国”的道路。在我们现在看来，两种价值或许是相等的。但当时中国恶劣的国际环境却难以容许知识分子作如此判断。
当日的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基本上还在最初步的阶段。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中国农村同样开始了外向型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中国农民不断扩大市场参与，另一方面却是不完善的制度、腐败和无法联合起来的松散状态，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渐形成。改变这一结构的根本途径离不开组织农民。英美自由主义在组织理论方面存在有天然的缺陷，根本无法满足小农社会“组织起来”的客观要求。
自由主义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要求给与民众广泛的经济自由以积累财富。在英美，富与强做到了并行不悖，其前提是法治保障下的全国统一的市场化；而近代中国实现市场化有着巨大的障碍，扫除这些障碍却非自由主义能胜任。以不同外国列强为靠山的各地军阀，各自为政，固守己利，模仿英美建立起来的民国宪政，对基层民众的影响极其微弱。孙中山就总是在叹息中国是“一盘散沙”。自由主义既然不能完成中国国内结构和制度的根本变革，那么，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虽然还梦想着要将中国“化为美国”，也不得不将情感的天平向俄国的“劳农政府”倾斜。发轫于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潮，在“五四”前后，风靡了中国社会，并迅速转化为社会革命的实践。
这样的历史逻辑，从前述几份北大老卷子里也能窥一斑知全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