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初秋，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一位友人带我去拜访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人民大学知名学者高
我们合作的第一部书稿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新论》。书中关于马克思主义部分的论述，都是高放教授在2006年前后发表的新作，特别是那篇《马克思中年为什么后悔结婚》，一经发表就在理论界引起震动。高放教授虽已年近八十，但却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当我对书中一段的出处和真实性表示怀疑时，他便马上拿来中英文两部书，引出这段研究的论述，让我对他超凡的记忆力深表敬佩。而此后他让我查找的一些书的详细书名和作者情况，更是证明了他卓越的记忆力。
接下来的审稿、校稿过程中，我也时时向高放教授求教，他虽然年事已高，但仍坚持严谨治学，编辑出版时，对书中的错别字和年代的准确性，均是逐字逐句地审查修改，校稿出来后，还要再三核对。即便是书的封面设计，他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修改意见。即便在出版付印前的最后一刻，他又打来电话指出封面上中英文“社会主义”一词的选词词性不准确，并指出了正确用法。
2007年4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新论》正式出版，当我带着样书再去拜会高放教授时，他那卓绝的人生品质又再次打动了我――尽管是一位耄耋老人常年疾病缠身，但他没有一丝懈怠，总是充满了激情和干劲，至今他的新观点和研究成果仍不时发表在各种杂志上；在他简陋的居室里，堆叠着按年月摆放整齐的各种书刊和各种理论杂志。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对于每一个前来拜访的朋友，都展示出博大的胸怀，流露出慈爱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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