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现代化史”。在内忧外患的强大压力下，从
美籍华人历史学者周明之的近作《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清遗老的精神世界》，是一部研究保守主义者的重量级著作。他以梁济、王国维、罗振玉和郑孝胥四人为个案，通过他们的日记、诗作和遗文等资料，对几位遗老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近代中国保守主义者的复杂面相。
梁济、王国维、罗振玉和郑孝胥的样板意义在于，他们都是纯正的汉人（梁济的先祖是蒙古族），却毕生钟情于满人“异族”政权。民国以共和政体取代清朝，也和历史上一治一乱的改朝换代迥异，而“保守”如四人者却至死对清朝念兹在兹。除梁漱溟的父亲梁济，虽宣称自己自杀虽是忠于清朝，却也是“忠于世界”以外，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毕生蓄辫明志，罗振玉和郑孝胥两人甘冒“汉奸”之名，和日本人合作，成立伪“满洲国”，都是出于内心深处的对民国和新文化的不认同。
在传统士人的内心深处，普遍存在的指向过去的乌托邦思想潜流。他们眼中的国际，也更多的是以文化，而不是以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为界的。所以清朝尽管是以满族入主中原，但由于执政者接受汉族文明并甘愿为其吸收同化，就不能以异族论处。他们设想的以皇帝为政治本位、以孔子为文化本位的尊卑有序的“王道理想国”，可以跨越民族和国家界限，有着极大的文化包容性。这样来讲，郑孝胥和罗振玉轻信所谓的“东亚共存共荣”，甘愿在伪“满洲国”和充当日本人的傀儡，就不难解释。
晚清遗老一直胸怀“三代之治”，对从未实现过的道德理想国充满向往，但是却提不出一个有关理想国的具体实行方案。他们能做的，只能是从学术入手，谋求他们自称的所谓文化重建，以文化来匡扶世道人心。他们认为，明代的败亡，是由于宋儒空谈心性导致的，学问只有经世致用，才能维持道德理想国的不坠。因此，王国维完全抛弃旧有的西方哲学，改而从事古代史的训诂和考证工作，罗振玉则专注于文物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刊布甲骨文等等，均是这种考虑。然而周明之在书中的评说很恰当，“以考据经世的经世救国，是一个暧昧不明，难以自圆其说的概念”，纯学术的古文字学和训诂是否真能经世致用，古代史中是否真能得到所谓的古今治乱之源，无疑也是遗老们所不能回答的。所以在他们选择遗老身份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选择了日后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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