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和一个世界》第二集向我们提供了六十一位杰出翻译家的事迹、心史，这些把中外文学沟通起来的翻译家们就像在风雨阳光中矗立的六十一座桥，六十一座楼梯，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讲述着六十年来中国外国文学事业发展的故事。
《一本书和一个世界》（第二集），郑鲁南主编，昆仑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28.00元
像《一本书和一个世界》这样专门介绍中国翻译界的专家名宿的趣闻轶事的好书，我原来以为一定是三联书店或者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的名老出版社出版的，及至拿到书，才知道竟然是昆仑出版社的贡献，而且编者竟然是一位熟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郑鲁南女士。开卷而读，只见绿原、高莽、李文俊、屠岸、傅惟慈、主万……这些中国翻译界的大腕名流尽在其中，很多都是我在工作中有幸接触过的。他们写出一篇篇两三千字的短文，介绍自己的生平、译事，娓娓道来，真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这是我2005年读这本书的第一集时的感觉。当时圈内许多人在事后闻听此书，纷纷找到作为《世界文学》杂志编辑的我，打听有无办法帮助买到一本，大有洛阳纸贵一书难求之势。但是由于那本书的篇幅所限，有许多海内外知名的翻译家没有收入，令人叹为憾事。
事隔三年，2008年中，《一本书和一个世界》的第二集终于出版，开卷一看，依然是一派豪华阵容，全书第一篇就是以翻译《红楼梦》而名满天下的酒仙杨宪益，中间有把卡夫卡的《城堡》介绍给我们中国人的汤永宽先生，有历时二十载翻译托马斯・曼《魔山》的杨武能先生，有将军教授姚乃强先生……特别是一些出类拔萃的中年翻译家的译海心得也得以收入，如博尔赫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译家陈众议、获得法兰西骑士勋章的“翻译机器”余中先、翻译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闻名的刘文飞等，弥补了第一集对当下精英关注不足的缺憾。
不过，对那些可以从任何部分开始读的书，我总是从我最感兴趣的地方开始读，这样给人的阅读快感常会增加读书的速度，也使印象更新鲜深刻。
我读这本书是从杨静远先生的《别具一格的“合译”》这篇文章开始的。说到杨静远先生，我因为到社科院较晚，没能够与她直接共事，但是我久闻她是外文所七八十年代的三大才女之一（另外二位是英美文学专家朱虹和译劳伦斯、吉卜林闻名的文美惠女士）。我和她的直接接触是在80年代末，当时由文美惠女士推荐她来翻译美国女作家海伦妮・汉芙的散文名作《查林克罗斯街84号》。那是一本叙写一个美国女读者与伦敦书店街上一家旧书店的员工们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友谊的很美的书。为了这篇稿子，我曾经两次跑到杨静远先生的家里。这篇东西使许多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读者第一次知道了伦敦的那条著名的书店街。以致十年后我第一次访问伦敦时，和送我去旅馆的当地司机聊起伦敦的书店，他不相信我是头一次踏上英国的土地。这正是杨静远先生的辛勤劳动所赐。与杨静远先生的接触，给我留下了她为人谦和，译笔优美，有大家闺秀之风的印象。但是在读到这篇谈“合译”的文章之前，应该说我对杨先生人生的坎坷、译事的艰苦、成就的可贵实在是几乎一无所知。一篇文章读来，才知道她原是有家学渊源的。她是旅英归来的我国30年代著名女作家袁昌英之女。她曾有过一个浸润在外国古典童话中的幸福童年（她后来写有关于女作家袁昌英、凌叔华、苏雪林三人的回忆录）。她在美国获得硕士之后，与爱人一起，于1949年慨然回北京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她也曾和我们的祖国一起历经了许多风雨坎坷，但她无怨无悔，译出了包括勃朗特在内的许多文学名著。特别感人的是在她晚年得白内障近乎失明的几年里，退休的工程师丈夫严国柱先生与她相濡以沫，照顾她生活，给她读外文书，辅助她完成了儿童文学名著《彼得潘》和《杨柳风》的翻译工作。并使她在做了手术后重新在晚年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第二春。她讲到老伴2005年先她而去的情景时，写道：“60年的风雨同舟，60年的甘苦与共，都化作虚空缥缈的一缕记忆青烟。只有这两本由他一句句念原文，一字字抄写译文的印刷品，还实实在在地存留在我手边，成为永不消失的纪念。”读来令人泪下。在她与丈夫的合作中，不也多少能看到杨宪益先生与戴乃迭女士琴瑟合鸣的影子吗？
在而今七八十岁、近九十岁的这批老翻译家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许多人的基本事业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二三十年间干出来的。是他们中年以后干出的事业。他们曾有被种种“运动”、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十年”耽误的青春，但一旦“天假我以时”，就一门心思向前奔，就能从“泛泛而学”变成“业有专攻”，最后做到事业有成。反之，有多少同时代的人却蹉跎岁月，滥而无为，这是一个经验教训。我国翻译惠特曼的大家李野光先生的文章《相逢狭路，别是情缘》就是明证。李野光先生把惠特曼的大部头的《草叶集》全部翻译过来，并且写了一本厚厚的《惠特曼评传》，一本《惠特曼研究》，成为我国惠特曼翻译和研究的公认权威。而在改革开放之前，李野光先生只是一个普通外事干部，是一个诗人。他之成为翻译家、学者是中途转行之举。但他咬定青山不放松，终成大家。转程之路，不过二十几年。可见奋发不晚，只要恒心不辍，人生可为。这对进入中年尚“一事无成”的同志是一个激励。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北大、北外、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这几家，历来是我国大翻译家集中的重镇，2003年、2005年中国翻译家协会评选我国有突出贡献的“资深翻译家”，十之七八出自这几家。这些人，这些单位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引进新思想、新文化，功莫大焉，他们是我们的国宝。现在他们许多人已经步入了七八十岁甚至更大的人生暮年，他们的译事、他们的思索、他们的经验是我们这些后来人的宝贵财富。这本书中许多老翻译家以他们的传神与恳切之笔为我们留下了宝贵心得，比如魏荒弩先生的《译诗的境界》，卢永福先生的《我和马雅可夫斯基》，资中筠先生的《忠实第一，力求神似》。尤为可喜的是一些已经去世的老翻译家的事迹、为人也通过他们的友人或学生的笔得到记录，比如老翻译家余虹先生就把介绍自己译事的机会用来介绍自己的老同事―――我国已故著名翻译家丽尼。他的文章就叫做《丽尼与屠格涅夫》。丽尼去世已经40年了，但他的劳动直到今天还在滋养着新的一代。记得我自己在学生时代就是读着丽尼先生译的《前夜》、《贵族之家》长大的。丽尼先生的名字因他的译著而不朽，但是丽尼的为人以往对于我完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余虹先生的短文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灵灵的丽尼先生。看到了一个巴金眼中的丽尼，一个陈荒煤眼中的丽尼，一个普通同事眼中的丽尼。我们从文中甚至知道了他人生结局的细节。这样的印象是比金钱还要珍贵的。
诗人杜牧在回忆故国的诗句中咏叹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这《一本书和一个世界》第二集正是向我们提供了六十一位杰出翻译家的事迹、心史，这些把中外文学沟通起来的翻译家们就像在风雨阳光中矗立的六十一座桥，六十一座楼梯，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讲述着六十年来中国外国文学事业发展的故事。我们面对着这些闪光的桥梁和楼梯，有的不应只是赞叹，还应有赞叹之后的思索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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