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撒哈拉国家的发展研究
据非洲经济研究会的同行介绍，“sub-Saharan Africa”是早先英国殖民者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域的称谓。非洲人至今依然沿用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撒哈拉以北的国家如埃及，属于阿拉伯世界，撒哈拉以南的国家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接近，而且经贸往来频繁。从上世纪70年代起，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就在这块大陆上出现，例如目前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东非自由贸易区。这一区域曾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在此，英法两国势力最大，比利时和葡萄牙次之。上世纪60年代，殖民地人民争取国家主权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不少国家正是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独立。然而直到现在，曾经的宗主国留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印记依然鲜明，这些国家与其以往的殖民地还保持着超乎其他双边关系的密切联系。
上世纪80年代，南撒哈拉国家依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要求，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除了刚果、津巴布韦等少数政局动荡的国家以外，整个区域经济状况逐渐向好。1997-2003年，安哥拉、贝宁、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乍得、马里、莫桑比克和乌干达等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了5%（同期整个非洲的年均增长率仅为3%）。尽管如此，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不发达的地区。每日收入低于1美元的穷人和营养不足的人分别占总人口的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而且，四分之一的儿童低于正常体重，三分之一的儿童发育不良。如果要实现联合国首要千年发展目标，将穷人和饥饿人口分别减少一半，该地区的年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7%。可是自20世纪末以来，大约有73%的非洲国家年增长率低于5%。据世界银行预测，如果这一趋势不改变，到2015年,整个非洲的贫困发生率不可能降至预期的23.7%，而只能减少到42.3%的水平。问题是，近两年接踵而来的全球性能源危机、食品危机和金融危机，使得减少贫穷和消除饥饿的目标距离现实越发遥远。
正因为南撒哈拉非洲的社会经济发展举步维艰，此地自二战以来一直是国际发展援助机构和发展问题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地区。上世纪80年代，这些机构和当地政府及学者达成了一个共识，即该地区的发展需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可持续而又良好的经济管理；二是本土经济学家组织起来，以重大政策问题的研究成果支撑这样的管理。鉴于此，1988年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提出动议，由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的发展援助机构以及世界银行、当时的欧共体和民间基金会协商资助，成立了非洲经济研究会（African Economic Research Consortium，简称AERC）。据AERC的培训部主任Marios Obwona博士介绍，主要资助机构每5年与AERC签订一次资助协议，年出资在10万美元以上的机构可派代表参加理事会，即参与制定AERC的重大决策。
非洲人眼里的中国
欧洲人对非洲的影响悠久而又深入，美国的影响则广泛而又强烈。我听到的信息首先是，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其发展援助机构将削减对南撒哈拉国家的援助；其次，一些远行美国做工的人就业困难，将会减少对家乡的汇款；最后，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大大提振了非洲人的民族自信心。尤其是在肯尼亚，不少长途汽车窗户上都贴满了奥巴马的头像；公路旁、市面上，处处有人兜售印着奥巴马头像的书籍和光盘。有位宾馆园丁告诉我，肯尼亚不同的政党与不同的族群/部落相重合，奥巴马的父族属于2008年大选失利的族群。也许奥巴马还不曾想到，他在美国胜选，竟然会给远在非洲的父族带来这等心理安慰，同时还给肯尼亚小贩至少带来四年的商机。
相对于欧美，“中国影响”在南撒哈拉尚处于新兴阶段。以往50多年，中国在非洲实施的农业、医疗和基础设施援助项目，对于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不但加大了中方对非洲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而且扩展了中国产品的市场。2006年的中非首脑北京峰会，使得“中国因素”成为非洲政界、学界和媒体经常讨论的焦点话题之一。然而，寻常百姓对中国的了解依然极为有限。在AERC会议报到处，一位热情的肯尼亚姑娘听说我来自中国，马上笑嘻嘻地说：“中国人吗？只会工作不会休息，只会储蓄不会消费，只想富起来！”我问她怎么会有这么个印象，答曰：“听别人说的，到这里做工程和做买卖的中国人就是这样。”对于中国，其他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啊！北京奥运，非常成功！”在IFPRI会议间隙听一位加纳同行也这么说，我就问他怎么知道，他诚实地回答：“听别人说的，有些人看过电视，我倒没看见。”虽然，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国际频道已经落地非洲，可是南撒哈拉地区的电视普及程度不高，人们对中国的认知主要还是通过口口相传。
我在与非洲国家的官员和学者的交流中注意到，对方既有学习中国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愿望，又有对“中国影响”的疑虑，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非洲国家按照欧美政策咨询机构的建议制定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未能实现预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形之下，中国近30年来在经济增长和减少贫穷方面成就斐然。用英国Warwick大学的非裔教授Franklyn Lisk的话来说：“非洲只有与中国结成最紧密的伙伴，因地制宜地采用中国式的发展战略，才有可能有效改善百姓的福利状况。”AERC研究部主任Olu Ajakaiye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形成的产业链条尤其感兴趣，希望学习中国与东盟的合作经验，还建议在中非学者对话中，专门讨论如何建立中非产业链的问题。
第二，目前的中非交往早已越出外交和国际援助领域，按照市场原则运行的经贸往来愈益密切。地方政府官员、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民间小商贩、合法与非法迁移的个人及家庭、以及旅游者日渐增多，加之中国经济与非洲经济既有互补的领域，又有相互竞争的地方，利益冲突逐渐显现。例如，南非学者Raphal Kaplinsky在其专著中用大量统计论证，在近20年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低档产品出口挤占了非洲的传统出口份额。AERC培训部主任Marios Obwona尖锐地提出：“我们应当和中国学者共同研究，中国对非经济战略与过去的英法殖民经济战略有什么不同？非洲需要制定对华经济战略。”同时，他和坦桑尼亚学者SamuelWangue也都认为：“中国因素给了非洲与欧美厂商讨价还价的机会，只要他们开出的条件太苛刻，我们就转向中国，结果对方就不得不改变主意。”
还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经济组织和民间基金会希望中国能够影响非洲发展战略和政策。AERC每次举办年会时，双边或国际资助机构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派代表参加，以便观察资助项目进展状况并发现新的资助领域。在本次年会上，“比尔和美林达・盖茨基金会”的政策研究项目官员Oliver Babson前来约见笔者。听了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中非经济论坛”的介绍，他非常感兴趣，希望资助中非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研究和交流。笔者问起资助目的，Babson明确回答：“我们希望这种交流能够影响非洲国家的发展政策。”
不过，与非洲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相比，中国学者对非洲的研究远远滞后。对方已经占有丰富的国际贸易以及中非经贸往来的信息，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政府的外交和经贸政策、企业和个人行为对非洲经济的影响；而中方学者或是自说自话介绍中国经验，或是把政府、企业和个人行为混为一谈，把对外援助和经贸往来混为一谈，把行为主体统称为“我们”，张口便是“我们”怎样、“我们”如何。结果往往给对方造成误解，例如把企业或个人的过失视为中国政府的政策。因此，配合中国外交战略，强化中非社会科学交流的关键，在于激励中国学者从全球化视角学习和研究非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