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一村/摄影
2009年7月11日，注定要在我国学术史、文化史以及当代史上抹下凝重的一笔，两位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大师季羡林、任继愈先生相继辞世。也
早在1979年，我所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还在初创时期，时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的任先生就表示要扶持学术出版，并从支持自己的学术出版社做起。他很快将自己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交我社出版，他还表示宗教所的科研成果都尽量放在我社出版。《中国佛教史》第一、二、三卷相继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这是新时期我国学者在宗教学领域完成的最重要的成果。台湾的出版社很快出版了该书繁体字本，日本也在此书各卷出版后第一时间翻译出版了日文本，这在当时我国学术界和出版界都是少有的，也为我社在学术界带来极大声誉。此后，任先生主编的《道藏提要》、荣获中国图书奖的《中国道教史》（上下卷），以及他为普通读者主编的通俗宗教史简本系列《佛教史》、《道教史》、《伊斯兰教史》等书也都由我社出版，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关注和好评。在任先生支持下，我社的宗教类图书渐成规模，形成品牌特色，成为国内出版宗教学著作的最有影响的出版社之一。
2003年，对于艰难走过25年的学术出版社，任公语重心长地题写了“保持并发扬原有特色，开拓创新，繁荣社会科学出版事业”勉励我们；先生支持学术出版，还体现于他对学术图书的倾情关怀，他是我社创办的“北京社科书店”的忠实读者。作为一代学术大师，任先生从没架子，朴实平易，他到社科院，常常不事声张地以普通读者身份来社科书店小坐浏览新书，和相识的学者读者交谈。至今，任公题写的“北京社科书店”店名仍苍劲有力地悬挂在书店，成为这家在京城小有影响的专营人文社科学术图书的小店招牌。这已是书店搬迁后他满怀热情第二次书写的了。
2008年1月18日下午，我陪同我社总编辑赵剑英前去看望任先生。赵总编汇报了出版社的近况，感谢他对出版社的一贯支持、帮助和教导。任先生以洞见一切的睿智，坦诚地说到：“出版社要做强，不一定要做大，但一定要成为强社，要有自己的品牌，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形成自己的风格。”任先生还说，“大不一定就强，现在有些高校搞得很大，占地很多，教师员工队伍庞大，机构?杂，但教育质量并没有提高，有的反而有所下降。所以，关键是做强，要有精品意识。”任先生与赵总编交谈中，肯定了我社30年取得的成绩，表扬我们建社以来出了不少好书，在学术界产生影响，他要我们保持这一优势，书不一定每年出很多，要出精品，出版高质量、高水平、可以传世的学术著作。任先生的话，可谓重如千钧。
2008年9月24日下午，当我听说先生已患癌症，特地赶去看望。可我看到的，却是他一边打针输液，一边还坚持工作。在我来之前，已有《中华大典》工作人员，送来排好的校样；《敦煌遗书》编辑组（国家图书馆）送来新出版的样书。任先生见我前来，放下手里的书，和蔼亲切地与我交谈，问我出版社最近的情况。我向任先生汇报了出版社正在准备改革，通过改革把出版社做强。先生说，出版社要像牛津、哈佛那样，出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外国学者都想在这几家出版社出书，争取进入它们的出版计划，以此为荣。社科出版社也要办成这样。先生还说，外国评价出版社的好坏高低，不是看它一年出了多少种书，而是看它一年有多少重印的书。我国的二十四史，不断地重印，总是有人买，以后还会不断地印，就要有这样的书。
2009年1月27日下午，我去给任先生拜年，听说先生由于身体不适躺在床上休息，我不忍心打搅，便要保姆通报并代为致意拜年。正当我要离开时，保姆告诉我，先生执意要我进去，坐在床旁和他聊天。先生虽然病卧在床，但仍思维敏捷，关注时事。他和我聊到，新的东西不一定都好，一些公共设施和建筑看似很大，外表奢华，造价很高，但不实用。领导人拍板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喜好，追求外表的华丽，要考虑群众的需要，要便民。领导人要加强文化素质的培养，要有远见。故宫已经几百年了，仍然漂亮、壮观、不过时。再过几百年、上千年，仍然是它，仍不过时，不仅搞建筑、搞任何工作都要有远见。
我提到《中国佛教史》重印的事，想改版做成小16开，用5号字，封面也重新设计。任先生说，开本小一些，便于读者手持阅读；小4号字，看起来舒服，特别是方便老年人。而且二十多年来广大读者已经认可了这个版本，形成品牌，开本和封面就不要改了。任先生还主动提出，此书出版已20多年，他要为这次重印撰写序言。当我在激动与感慨之中，等待着先生的文章，先生却离我们而去。没想到这竟是我与先生的最后一次谈话，好像就在昨天。
先生辞逝，驾鹤西去。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谆谆教诲，铭记于心。
走好！任公，安息！先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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