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中，何建明和农民朋友在一起
从沙滩到清华大学漫
从1978年的《湘西探险记》到90年代引起广泛影响的《共和国告急》《落泪是金》，再到新世纪的《中国高考报告》《根本利益》《国家行动》《部长与国家》等等，“业余作家”何建明在报告文学这条漫长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了30年。他的作品，无一不关系国家大事，无一不关系民生利益。即使最新出版的洋洋50万字的《我的天堂》，表面看去似乎比较“自我”，实际上却是既倾注了何建明的个人感情，又树立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具地区特色的发展模式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典范，有意无意中已经把苏州的“天堂”提升到世界意义的“天堂”。
对国家、对民族、对普通百姓的爱，早已融入他的文学，他的生命。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现象和所发表出版的作品，已经形成了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国家叙述”的特色。
30年，何建明写了40余部书，其中8部作品改成电影电视、5部作品被翻译到了英美日和澳大利亚，其中两部被编入日本大学教材。3次获得鲁迅文学奖，2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6次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这30年，他不知道自己走过多少地方，采访过多少人；30年里，何建明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中国的航天、三峡工程等十几个国家重点工程作过记录，在他笔下推出的全国典型有6个，有两位成了“感动中国”人物。30年，何建明为重庆、东莞、三亚、大庆、中山、义乌、苏州、昆山等10多个城市写过发展史，为华西村的吴仁宝、优秀纪委书记梁雨润、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几十个人物写过作品，最近中央确定推出的改革开放30年的18个先进地区，何建明写过其中的6个。
为什么是何建明？
研究20世纪末，到新世纪的报告文学，无法绕过“何建明现象”。从1998年开始，翻开每一年的《报告文学年选》，第一篇的作者名字几乎肯定是何建明。
为什么他能有这样饱满的激情？为什么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他的新闻敏感性以及对重大题材的准确把握来自哪里？
是来自少年时期一次偶然的阅读？还是来自他在部队里15年的历练？抑或，是因作品影响带来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一切的原因都不是孤立的存在。
“在我的个人经历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影响我的人生，也影响我的文学创作。保尔・柯察金一直是我的‘偶像’。在我的性格中，很多东西都是跟保尔学的，从当兵、当作家，甚至恋爱都跟保尔・柯察金有很多相似的经历。”有一次，何建明到亲戚家，看到一本没头没尾的书，他不知道自己看的是什么书，但记住了书里的保尔。
和保尔一样，何建明从来没怀疑过自己的信念，这大概与他15年当兵又是新闻记者出身有关。他原来在部队当新闻干事，在采访一个人物时，何建明觉得已发表的相关报道，还没能充分表达人物事迹。他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觉重新写了一篇，投给茅盾任主编的《时代的报告》杂志（后来改为《报告文学》），不料得了全国奖。所以，何建明最初理解的“报告文学”，就是在新闻通讯和新闻基础上加以文学手法描述。
他从此走上了报告文学的创作之路，一走就是30年。至于以后作品能有怎样的影响，文学能到达怎样的高度，是当年的何建明始料未及的。
进入“国家叙述”
“我太热爱和适合报告文学了，我是带着对国家和人民的强烈感情去写作的，报告文学使我丢失了生命中许多宝贵的东西，又使我得到了更多的精神财富和心灵的满足――这种财富和满足就是作品发表后在广大读者中得到了回应。”
1995年，在写作《共和国告急》时，何建明曾以这样的标题警示国人注意一个正在向我们袭来的可怕现象：被金钱和利益熏黑了的心像一颗毒瘤，正在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身上迅速滋生，它驱使着人们不顾一切后果地对矿山乱采乱挖。“难道中国人的生命，难道普通百姓的生命就如此低贱？致富之路就必须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吗？”何建明的心情很沉重。为了解矿难事故和发生在各地的乱采乱挖现象，何建明在湖南湘西山区和陕西等地采访，当地的矿主不配合，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最后，何建明被蒙上双眼，又推上汽车，拉去了现场。到现在，何建明都不知道自己去的地方具体位置在哪里，只记得当时采访时，被土匪式的黑势力们用自制的土枪、铁锹顶着后腰的坚硬的威胁。这些情形在何建明后来的回忆中有些后怕，甚至有些戏剧性，但在那时，他却无所畏惧，早已将生命安全置之度外。
投入感情和热爱未必产生好作品，但是如果内心没有对民族对人民的热爱，一定不会有好作品的诞生。但是对何建明来说，除了这些，有时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1997年9月，当一位领导同志向何建明介绍中国高校的贫困生情况，并期望他能写一部反映这方面问题的作品时，何建明感觉自己的肩上一下沉了起来，倒不是惧怕题材本身，而是他觉得无法抽出那么多时间，去完成一件工程浩大的“调查”。接下之后的第一次采访，他就直感到自己无法放弃这一特殊使命了，“因为它超出了我原本所能想象到的调查意义：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正直作家不来承担，还能做什么?”一年时间，何建明走访几十个单位、300多人，倾听了一批又一批贫困生们的诉说，有一天甚至连续进行了21个小时的采访。“只要你深入高校，深入中国教育改革的前沿，你就会马上发现，任何走马观花的轻率态度都无法对得起自己，更不用说对得起成千上万名正在与命运抗争的贫困大学生们。”何建明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重视高等人才培养，关注贫困大学生的生存，也就是重视了中国未来命运。
《落泪是金》被报纸转载之后，当时发表这部作品的《中国作家》所在地――沙滩2号那栋破旧的房子里的电话被打爆了，无数读者一边哭一边说，晚上12点了，仍有四面八方的电话打到了何建明的家里。直到今天，《落泪是金》仍然被团中央、教育部门当作每年开展救助贫困大学生的首推书。一本《落泪是金》获得了社会对贫困大学生的资助额至少超过3000万元，而它产生和营造的全国性的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及后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出来的执政为民的方略，更是非量与数字能统计得出的。
一支笔，可能改变一个群体甚至一个阶层的命运。何建明意识到这一点，起点和使命都变得不一样了。
2000年，何建明又完成了《中国高考报告》，详尽记录了这个高考大国的高考实景，《美国之音》、《纽约时报》都来采访，被介绍到十几个国家，先后被日本等国家选入大学教材。何建明成了大学里的风云人物，连续做了100多场报告，大学生们追着他再接着写校园里的故事，何建明有意再写一部《大学有病》，但后来因故先完成了《问题小孩》，出版时改为《恐惧无爱》，为自己的中国教育“三部曲”划上了句号。中国的教育涉及国家的大层面乃至影响到世界。作品产生的巨大影响没有使他停滞不前，相反，他觉得肩负的使命越来沉重。
只有把国家的最高利益和人民利益联系起来，站在百姓立场上写作，作品才有生命力。“党的利益代表大多数百姓利益。我认为两者的利益是统一的。局部有差异，终点是最统一的。国家叙述必须要注意百姓心声。”何建明在两者的统一基础之上开始了他的“国家叙述”。
这是一个起点。国家叙述，何等宏大又何其沉重！作为作家来说，表达技巧能力当然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更需在非本行、在文学以外的领域了解中国社会的状态，进入时代最主流、最深层次的状态并成为一分子。
国家叙述的担当
报告文学作者是时代的记录者。“有的人说我是主旋律创作，专门歌功颂德。”写了30多年，何建明对各种误解或误读早已坦然处之。他认为，报告文学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批判，一种是歌颂。批判是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歌颂也并不意味着一味高唱赞歌。某种意义上说，何建明更像一个高明的医生，只是他揭开“病瘤”的方式，更容易被接受，也更有利于康复。他以最敏锐的视觉和最高涨的热情以及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不停地记录和颂扬着我们的改革开放成果，同时也以强烈的民族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以及现实忧患意识，承担着批判和揭露那些在变革中呈现的某种丑恶现象与不正之风。
对有心的作家来说，好题材不是没有，而是缺乏发现。何建明在采访贫困大学生时，就发现另外一个重要题材，湖北有一个村农民负担太重，自杀34个人。村里有个农民看了《根本利益》，写信让何建明去，并且为他建了一个小屋。那天正好下雨，晚上，何建明独自睡在小屋里，旁边就是一户全家都去世的农户。雨滴打在瓦片上，听上去似乎是死者的呼唤。何建明的心情很沉重，他觉得自己的个人力量太渺小，农民问题之多，靠一个何建明能改变多少？但是他又在竭尽全力，用一字一句去唤醒、去呼吁。
如何采写，不但需要扎实的功底，更需要相当的技巧。同样是反映问题，何建明的作品得到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的重视和欢迎，而有的作家的作品却被贴了上“封条”。“因为那些作品局部化问题全局化了，我把社会的部分黑暗面通过正面形象反映出来。”何建明说。恰巧这个时候，他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正是在这里，何建明认识了梁雨润，听了梁雨润简短的自我介绍，何建明敏感地意识到这正涉及到中央关注的农民问题和腐败问题，梁雨润这样敢说敢干敢做、被老百姓称为“梁青天”的好干部值得一书！
何建明发现了梁雨润，《根本利益》使一位默默无闻的纪检干部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的先进典型，并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3年度“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之一。何建明也同时拉开了“中国农民系列问题”的写作。此后，他发现处于地位、文化及经济弱势的百姓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想再次借梁雨润来提醒和呼唤人们对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的尊重，于是5年之后又推出了姊妹篇《为了弱者的尊严》，讲述了梁雨润在担任山西省信访局副局长以来，站在执政为民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以一位人民公务员的赤诚之心，为身处弱势地位的百姓争取生存权、致富权、知情权及财产权，倾力为民解难的感人事迹。
也正是这一次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成为何建明成长道路上的重大转折点。哲学研究生的课程学习，使他认识问题具有穿透力的辩证思考；他接触了很多省部级领导，与他们的交流不但开拓了何建明对不同领域的了解，更使他的思考深入到社会发展和人民命运上来。回过头来再反观文学，何建明的文学思考也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这次学习，可能就停留在偏见、幼稚、浮浅的层次。”何建明说，一个纯粹的作家很难完成政治家的叙述。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可能当很好的诗人或小说家，但未必能承担国家叙述。
2003年SARS灾难袭来的时候，何建明等作家在前线采访长达两个月，他完成了记录首都人民英雄抗击SARS的长篇报告文学《北京保卫战》，2004年又推出了百万三峡移民题材的《国家行动》……2008年，何建明担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同时推出了《生命第一》、《破天荒》、《东方光芒》和《中国农民革命风暴》。
《部长与国家》写完后，成为多个省市领导的热推作品。他去大庆签售，一位参加“老会战”的年近八旬的老人，早上八点钟出来，一个人买了4本请何建明签名，说送给儿子、女儿以及孙子，让世代人继承石油会战的传统。何建明也成了大庆的骄傲。“建国60年来，是什么在支撑着我们这个民族、我们国家前进？大庆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因为有高度、有深度，何建明的作品，不止被普通民众所关注，更成为广大领导干部的“教材”。看完《部长与国家》，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甚至下发了关于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部长与国家》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宁夏日报》开辟了专栏写《部长与国家》读后感，最后还出版了一本厚厚的“学习体会”书籍。
报告文学是承载着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一种特殊文体。何建明曾说：“我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感召力有时并不比政策条文小，我希望自己的文字除了有普通读者喜欢看，领导干部们也能从中受到启发，从而对他们的决策有建设性。”所以，他要求自己写报告文学时首先得是政治家、思想家、社会学家，还要有普通人的情怀，最后才是文学家。
国家叙述也应追求艺术性
莫言的《红高粱》、余华的《活着》被张艺谋改编成同名电影，苏童的《妻妾成群》被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很多作家的作品因为改编成影视剧而被更多的读者或观众熟知，而报告文学被改编的却屈指可数。影视对作品的推动毋庸置疑，为什么报告文学作品就很少被导演青睐？
原因就是缺乏文学性。
一直以来，报告文学作品“墙内开花墙内香”，圈里传播得很广，缺乏大众读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重要的一条是，一些报告文学作品不注意文学性，仅仅是材料的堆砌，重视了事件的新闻性、题材的重要性，而忽视了作品的文学性。何建明认为，完成国家叙述的使命，必须把文本文体最大化，提供给读者有益有效的信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效益和读者关注。从《国家行动》、《国家利益》、《北京保卫战》，何建明开始有意识地注重探索其艺术性，他认为，报告文学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第一，报告文学必须和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第二，必须有广泛的阅读性、传播性。今天报告文学影响力不够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传播性。
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作品，是可以拿来当小说读的。“第一个层面，题材很重要；第二个层面，技术性很重要。”在何建明看来，评判报告文学的艺术性有两点基本的要求，一是读者是否喜欢，二是能否演化成其它艺术种类。改编可以适应更多读者，成为读者欣赏的艺术形式，因此能否改编成电视或舞台艺术，是文学作品艺术力表现的一个重要判别与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从记录到传播的功能。“倒不是刻意要求报告文学能改编为影视剧，而是报告文学作为独立文体，过去我们缺乏对这方面的研究与探索。”何建明则一直在探索并实践着报告文学作品如何跟影视作品衔接的问题。他认为，首当其冲是要解决作品的文学性。在《国家行动》中，他调动了小说的写法，甚至采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他在作品中调动一切艺术手段为艺术表现服务，最终目的是读者喜欢看，以实现报告文学的社会性和价值性。
80年代之前，报告文学创作几乎是静态的；90年代之后，报告文学是动态式的，流动的、不确定的，比如房改、医改，思考的深度及如何把握，作品的立意及切入点，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都需要作家高水平的把握，要有高度、有观点、有能力，给人们有启示、有方向的未来。从魏巍的《最可爱的人》到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中国的报告文学所能提供的文本太少。文学评论对报告文学艺术创作和技巧的研究也远远不够，而文化产品的多元化、文学艺术类型的多样化，报告文学必须紧紧跟上，必须讲究作品的精彩生动，用文学艺术的特殊魅力吸引读者，否则将逐渐失去读者。如此，就只能靠走在前面的作家探索。而何建明的贡献是，除了他的作品的社会影响之外，他把报告文学带入到艺术形态的技术层面。
2000年，何建明的《中国高考报告》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命运的承诺》，两度编入日本大学教材;2002年，他的《根本利益》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第二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改编成电影《信天游》；2004年，《部长与国家》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特别奖”，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奠基者》，成为中央电视台国庆60周年献礼片；2008年，24集电视连续剧《国家行动》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落泪是金》同时被改编成22集电视连续剧。
报告是真实的，文学是可以虚构的，而报告文学又必须是绝对的真实性，同时又要讲究文学性，这也是报告文学成为许多写作者望而止步的原因之一，然而何建明则恰如其分地把二者融合得非常完美。他认为，写作的根本原因是要用心，用心了，就能进入境界，到了境界，就可以完美地处理一切艺术形态。30年来，作为中国报告文学的领军人物，何建明一直在考虑如何使报告文学这一文本更加完美和成熟，并更多地影响读者？读者在要求，社会发展在要求，这是报告文学作家必须承担的责任。
“国家叙述”需要不断打磨
“从事报告文学创作，需要大量的采访，在占有和掌握大量材料后还需要整理衔接和思考及精选，可是我的时间常常完全被分割了……”何建明说，也许正因为“非专业”，使得他有一种非常急迫的心情――手头需要创作的东西特别多，而这都是时代和民族的宝贵资源和财富，他总被抢救式的焦虑困扰：这么多的好题材，怎么就没人写呢？所以他对自己的要求总是在最短时间内达到最好效果，希望在这一领域中写得最好。他是那么投入，以至于写完后感觉精气都被抽走了。因为他不只是用心血创作，还在用气场。他把这归结为自己的军人作风。
在忙碌的奔波中，何建明时常感到劳累以及隐隐的悲哀。那么多作家没有完成的题材，他一个业余作家完成了。应该有更多的作家共同完成国家叙述。好题材为什么不写？他觉得非常可惜。
目前的报告文学队伍中，几乎没有30岁以下青年作者。很多报告文学实际上没有突破新闻写作，何建明的忧虑，不仅在于报告文学文体的创新，更担心这支队伍有可能断代，“只有好作品，才能影响更多的人热爱报告文学文体”。他分析说，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想当明星，就是因为明星可以一夜成名。如果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产生惊天动地的效应，也会吸引年轻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何建明说，当年自己看了黄宗英的《小木屋》，深深地喜爱上了报告文学，他想自己的作品也可能影响其他年轻人的创作。如此一想，责任感更增加了一层。他希望报告文学注重文学性，也是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报告文学作家不要怕苦，不要怕责任，不要怕写作的难度，国家叙述所承载的责任，实质上就是承担这样的大使命。我们既是国家时代的记录者，也是人民心志的呼吁者。我们因此要把自己打磨成国家叙述大任的大作家。”
“我最适合当报告文学作家。如果有精力、有能力，我可能会写小说，我认为我真正优秀的作品还没写出来。”何建明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觉得在作品中还能找到很多问题，比如文字上的处理有时会感觉粗糙。“如果是专业作家，我可以处理这些不足。每一部作品像打仗，总有人追着我，写得不从容。”他无法停下来细细打磨那些完成的作品，因为后面有太多的题材等着他去采写。下一部，何建明还要写另一本石油“百科全书”――《百年石油》，在约80万字的著作中，有五分之一的文字是描写大庆的。因为大庆油田的开发史，永远是中国百年石油历史中最辉煌的一部分。“主要是题材吸引我。中国追求繁荣富强，我不完成这样的重大题材，谁来完成？”何建明的语气里，有种“舍我其谁”的气概。也是，还能有谁比他更了解石油史和石油人呢？在《部长与国家》的创作中，他连中国石油的海外兵团都采访了，为此业主还为他包了一架小飞机前往苏丹的达尔夫尔采访。当时，苏丹内战，并且还绑架了9名中国人，何建明冒着生命危险去采访，对他来说已经不止一次了。返回中国，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而何建明却沉浸在自己苏丹之行的巨大收获里。
2009年，何建明在担任作家社社长的同时，被任命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他的工作是越来越繁忙了，如何再有时间去完成一部一部的作品？
何建明自有妙招。他的记忆力超强，每一次采访非常艰苦但都特别细致，他不用录音，采访用的笔记本比自己的著作多得多。更让人叹服的是，他的采访内容能得到90%的利用，却又能取舍自如，避免了内容臃肿的材料堆砌。他对采访对象的有效性挖掘，使得材料的占用率高，这些采访的技巧来自何建明15年的新闻工作经验。他特别注意小细节，坚持与每一个采访对象见面。他坚信每次见面都会有收获；每到一处采访，他都对地方的历史人文县志日志进行全面掌握，他总可以在常人不注意的地方挖出宝藏来。2007年写完《国色重庆》，作品完成时他卖掉了有关重庆的图书，就有105本书，达几十斤重；写《我的天堂》，光是苏州的方方面面的书也看了百余本。该下的功夫一样都不能少，该补的课一样都不能落。他对自己的要求一向这么苛刻。
如何才算得上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认为，一是多写；二是多看(别人是怎么写的)；三是多逼自己朝好的、高的方向发展。“另外，我想说，报告文学作家首先必须具备政治家素质，对社会、对时代有高起点。二是有社会学家素质，有很多知识的积累。三是必须有思想家的素质，善于思考，有对社会独立的认识，有很强的判断能力和提炼能力。四是要做好一个普通人，因为做人特别重要，作家不首先做好人，没有普通人的情怀，就不会为身边的人民群众着想。最后他才应该是一名作家，有文学修养、不断进取，善于研究文体，这样才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
他从不后悔自己对生命内容的选择，因为文学一直是他将其看作与生命同等重要的精神世界。在他的获奖作品系列的后记中，他的语气有些悲壮：
我们时常需要付出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名誉的代价和倾家荡产的代价，而更多的是无休止的烦恼的代价，以及不断放弃与亲人和好友厮守爱情、享受生活的代价，这是报告文学作家必须面对的。何建明说，自己常常对时代和别人的生活充满了火一般的爱，可自己的生活却冷酷得很，无情得很。为了写《国家行动》这部三峡大移民的报告文学，因为需要走许多地方，走马观花一次就得几天时间，所以他只能选择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完成采访任务。“有几次我都是早晨四五点钟起床从北京的家出发赶往飞机场，搭乘第一班飞往重庆的航班，不进重庆市区就直奔轮船码头，乘十个小时的快艇到某县，上了岸又换乘汽车。到移民点往往没有公路，只能搭乘拖拉机。”有两三次从北京出发到一个移民点，一天中换乘的交通工具就有四五种，时间长达二十多个小时。2002年夏天，为了采访巫山县大昌古镇的外迁移民，何建明被安排在一间镇政府供销社的招待所里，竟然一个星期没有洗澡，房子的窗户根本没有玻璃。雨夜灌满了一屋子的水……十几天后他回到北京走进家门时，家人愣了半天问何建明：“你找谁呀？何建明不在家！”
“何建明经常不在家。”何建明自己调侃说。他在家的时间里十有八九是关在自己的书房里。他常让自己的亲人感到“簿情”、“无情”，然而他对国家和人民怀着火一般的热情，对此他不后悔。他知道此生只有文学才能使自己充满活力，充满激情。“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和我热爱着的人民每时每刻又在不断地创造着如歌的新日，我是歌手，假如我不歌唱，我还有生命吗？”这位全国劳模作家如此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