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出版:公益性？盈利性？
教育出版要不要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但同时必须看到，教育出版不同于大众出版，不能无条件，无保留地推向市场。这是因为教育出版是一个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接班人为其主要读者群的特殊阵地。文化体
尽管，从功能和逻辑上认为，教育事业自身的公益性决定了教育出版也必然带有一定的公益性要素，但从经济收益上看，教育出版尤其是教材教辅出版也确实带来可观的市场效益，并且创造了所谓经济学意义上的“二八”效应。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这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二八”效应，并不是靠“市场”自然产生的，而是由国家政策和政府行为带来的，不具有完全的“市场性”。因此，应该说教育出版社是介于公益性与非公益性之间的，既有公益的性质，也有营利的要素，因此教育出版社应该界定为非完全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按照罗争玉所著《文化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一书的观点，这类出版社的改革应该遵循分类指导、分类改革的原则区别对待，特别是在重组问题上教育出版社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遵循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鼓励和支持业务相近、资源相通的新闻出版单位，按照优势互补、自愿结合的原则，跨地区、跨部门组建出版传媒集团公司。鼓励和支持中央部门和单位的新闻出版单位在财经、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牵头组建专业性出版传媒集团公司的要求，实施改革，真正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有力整合，推动教育出版的科学发展。
出版改革：改什么？不改什么?
教育出版从社会职能结构上看是教育系统与新闻出版行业的二元结构体，既有教育发展的规律特点，又有行业自身的色彩。教育出版并不是教育与出版两项功能或两个特点的简单相加。教育是主体、是国策、是根本、是宗旨、是目的，而出版是载体、是服务、是保证、是工具、是手段。教育作为国家基本国策和民生的重要工程只有通过出版才能有效地得到普及和实施，出版也必须紧紧围绕党的教育方针，为教育的需要提供优质的教学资源和智力保证。因此，教育与出版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我认为，教育出版单位的改革，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改有所不改的原则进行。首先，教育出版社现有的文化体制必须改，只有从体制这一根本制度上改起，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挥教育出版社的编辑生产力和创造力，树立市场的主体地位。但教育出版社作为专门为教育事业提供出版物服务的机构其性质、宗旨和方向不能改，也改不得；其次，教育出版社长期以来在事业单位体制下所形成人事管理制度、工资分配制度以及福利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必须改、马上改，但长期以来同样是在事业单位条件下由一代又一代教育出版人用拼搏和奋斗精神所打造出来为教育出版人所特有的事业感、责任感、使命感以及职业精神不能改，也不宜改；再次，教育出版长期以来一直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作为最大的制度性缺陷主要问题是产权不明晰、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这种管理模式必须改、马上改。但教育出版（特别是教育系统的出版单位包括大学社）与教育行政部门之间存在的天然的、内在的价值链不能改，也不宜改。教育之于出版之所以不同于大众之于出版，不仅在于教育出版具有相对固定的特殊的受众，更在于教育出版工作者本身就应该是教育工作者，肩负着教育工作者的光荣而神圣的职责，特别是一线编辑，他就应该是不上讲台的教师，或者说，一个好的教育出版工作者他首先应该是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育工作者，他要热爱教育、熟悉教育、了解教育，并能经常深入教育教学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掌握和反馈教育教学改革中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然后才是当好编辑。从这个意思上说，教育是源，出版是流。教育出版只有根植教育，贴近教育，做到脱钩不脱离，转企而不转“向”，教育出版事业才能如源头活水，永不枯竭；第四，教育系统出版社作为教育行政部门的直属单位长期依赖行政资源推动出版发行的模式必须改、马上改，但是教育属于计划经济、教育属于国家资源，教育属于国计民生的性质不能改、也不宜改。教育出版特别是教材出版出什么书、不出什么书，投入多少，怎么投入，当然要靠计划安排，而不能完全靠市场。这是因为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不能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让不健康的文化产品流入学校。教育是关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事业，不能完全以市场为导向而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没有市场。
改革评价：软指标？硬指标？
出版作为内容提供“商”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无所不尽其极。特别是在文化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要为出版改革发展包括教育出版改革制定一套统一有效地评价考核体系，远没有像给工业下达指标那么简单，它既需要有经济效益的指标，又要有社会效益的指标；既要有当下的指标，又要有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既要有反映一定规模和数量的“硬指标”，也要有观照人的心灵和精神面貌发展的“软指标”。
出版评价就是导向，它反映的是出版为了谁，有利于谁的重大问题。因此，确立正确的评价观是推进出版业科学发展的重要前提。而正确的评价观说到底就是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如出版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具体到教育出版，就是要把有利于推动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有利于为教育教学提供优质的精神产品和智力保证、有利于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人才队伍培养作为根本的评价标准，而不能有别的标准，更不能是倒服务。现在有些出版管理机构不是从是否有利于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不是从教育教学的实际需要出发，而是只把眼睛盯在教材教辅的巨大利润上，为了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不得不降低门槛，放松管理，这是造就当前教辅材料质量不高、低层次循环的主要原因，也是“倒服务”带来的必然结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认真整改。
出版评价“凭”什么，必须凭“内容”，以不同的内容，区别对待，分类评价，是“什么”就评“什么”，以提供的内容为依据，以内容所具有的自身规律和特点为准绳，例如对意识形态性较强的，具有公共品或社会公益性的出版活动，就不能用经济指标来衡量，不能单纯运用经济规律和经济手段来经营，而是要靠政府的财政支持。例如对教育出版的评价就必须以教育产品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为准绳，教育出版物既有意识形态属性，也有一定的市场效应，也正是由于部分教育出版物所具有的市场效应，创造了出版界的“二八效应”，也恰恰这“二八效应”为教育出版社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二八效应”不能代替政府的财政支持，教育出版社靠“二八效应”发展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出版评价主要看什么，当然要看码洋、看规模、看市场份额，这些都是“硬指标”。从理论上说，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的图书，也一定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创造“双效”图书也是出版人共同奋斗的目标。但在实际上，“双效”图书的生产仍然是一个“两难”的问题，真正以社会效益为本又能创造良好经济效益的图书并不是很多。那种有社会效益的图书也一定会有经济效益的简单思维方式是值得商榷的。不能以经济指标和票房价格来判断和衡量文化产品的好与不好，经济指标不能代替价值判断，经济指标必须在操守价值判断的前提下创造经济效益。与国民生产总值等“硬指标”不同，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教育文化等在内构成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对软实力的评价，同样要有“软”指标，所谓“软”是形态上的一种描述，并不是说它不重要。首先，我们要从数量规模型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把评价的侧重点从经济指标转移到社会综合指标上来，转移到人的核心价值观上来，真正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同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看一看各级党委和政府有没有把文化软实力当成硬任务来抓、你在哲学社会科学上有没有投入、有没有真正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其次，我们要从既得利益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把评价的侧重点从眼球文化、快餐文化转移到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上来，为文化人坚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学术生命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要通过出版评价，真正把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文化树立起来，让人们尽快从单纯的经济竞争所引发的焦虑、浮躁、无所追求、缺乏信念等社会问题中走出来，通过全民阅读、欣赏等有益活动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安顿调养；再次，我们要从追赶式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把评价的侧重点从过度竞争转移到文化积累上来。文化的发展不同于经济的发展，不是步子越大越好、速度越快越好。第四，我们要从形式化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把评价的侧重点从注重形式转移到注重内涵式发展的轨道上来。形式是重要的，但过度的形式化就意味着庸俗化、浅表化。许多优质的出版资源是无形，例如许多教育出版资源，是经过一代又一代教育出版人始终坚持“为教育服务，为广大师生服务”的出版宗旨所打造出来的产品，已经形成了作为专业出版社所特有的品牌和优势，这些品牌和优势就是最为宝贵的无形资产，同样是弥足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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