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章为引论，第二章即为黄梨洲，盖以黄梨洲为接续晚明学术而开启清初学风的第一人。在“引论”部分的最后，钱先生以东林学术作结，且云：“余故述近三百年学术，而先之以东林，见风气之有自焉。”“即谓清初学风尽出东林，亦无不可。”梨洲之父黄尊素为东林名士，为阉党所害。梨洲早年从学蕺山（刘宗周），著述宏富，门弟子众，于后世影响极大，钱穆谓“晚近世浙学，基址立自阳明，垣墙扩于梨洲”。梨洲之学术地位固不容质疑矣。
梨洲享寿八十又五（1610－1695），其学术见解前后颇有变化，而所以得有此变化者，除学有自得外，实有赖于与当日并世学人之辩难与思想交锋。在这批学者中，钱穆先生认为最重要者凡三人：一曰陈确乾初，二曰潘平格用微，三曰吕用晦晚村。今日所以要写这篇小文，正是受启发于此。这里且只说梨洲与陈、潘二人的学术关系（以下撮叙钱穆先生的大意）。
乾初论学，渊源蕺山，上溯阳明，而推及于孟子。发挥性善之旨，最多创见。其代表作有《大学辨》等。乾初长梨洲六岁（1604－1677），二人虽同受业蕺山，而生平交往极少，主要只是思想上的交流。梨洲有《与陈乾初论学书》、《陈乾初先生墓志铭》等，其于乾初论学宗旨，倾倒之情，与年俱进，“晚年思想之转变，固与乾初有关系也”。
潘用微的传世之作为《求仁录》十卷，其中第一第二两卷为全书总纲。其说全本《大学》，高揭“浑然天地万物一体”之旨。用微之在当时，实自有其足以令人折服者，全谢山《鲒?亭集》谓“南雷最斥潘氏用微之学，尝有书为万徵君季野驳之”，凡数千言，而卒不能得其及门高才之心服。而到梨洲晚年，其思想却与潘说接近，《明儒学案序》开端即曰“盈天地皆心，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则不啻为潘氏之说作辩护，作发挥。
潘、陈二人之治学路径有颇相近者，“如皆能超脱宋明理学家窠臼，而直寻先秦本书真意，又皆欲分别孔孟与宋儒异同，皆论宋后儒家杂禅，皆不喜悬空讲心性本体，而主从实行实事推求，又因分析孔孟与宋明儒学异点，而不喜沿用宋明以来所常用之几许话柄，皆是也”。潘用微放言排斥宋明理学，在当时即得到河北李恕谷的赞许。
钱穆先生以如椽巨笔揭出了梨洲在清初学坛的地位以及其学术思想与几位并世学人之相互影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著于1930年代，当时局势动荡，图书资料远不及后来丰富。例如该书在第二章“黄梨洲”之末专门附录了陈乾初的《大学辨》，钱先生有小注曰：“此文无刻本，特再录全文于此。……（乾初有遗稿抄本四十余卷）闻其稿现藏南京国学图书馆，恨未得见。”至于潘用微的《求仁录》十卷，钱先生说“其书极少见”。为了讨论潘的思想，钱先生不惜以长达九页的篇幅摘抄《求仁录》原文要旨，并有小注云：“以其书少见，故抄摘较详。”对比过去，联系现在，我们不禁感慨图书资料的整理出版与研究条件的便利不知比以前提高了多少。这里简述一下黄、陈、潘三人著作在我局的出版经过。
《黄梨洲文集》的编纂整理始于1950年代，由著名学者陈乃乾整理，1959年首次出版，书前有嵇文甫先生序。是书据《南雷文案》（含外卷、续刻、三刻）、《南雷文定》（含后集、三集、四集、五集）、《南雷文约》、《南雷余集》各种刻本所载之文，分类重编，凡分传状、碑志、哀祭、赋、序、记、书、杂文、寿序九类，又据梨洲先生手写残稿校正错误。每篇原载何书，在目录下分别注明书名及卷数。旧刊各集，非同时所刻，其中有重出之文而字句歧异者，盖出于原作者随时删改，则于篇末校注异文。而对于改动特别大的，则两文并存。书后且附有梨洲交游尺牍一卷、旧刻本的各种序跋及整理者对各本的简要说明。经过此番整理，梨洲之文始称条理秩然，整饬可观。
陈乾初的著作，在中华书局的《陈确集》出版之前，三百年来从未刊印过。1959年初，中华书局先后访知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分别藏有《陈乾初先生遗集》的抄本各一部，遂各借抄了一份。南京的藏本，大概就是钱穆书中提到的那本。经过仔细比较，发现上海藏本有很多注文，在编排次序上也更接近清人陈敬璋（1759－1813）编定本的原貌，时代更早，故整理时采用上海本作底本，除与南京本对勘外，又参照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藏原拜经楼《大学辨》抄本、羊复礼的《海昌丛载》、《葬书五种》，以及其他有关的散见材料进行校勘，不仅全部保留了底本中的陈确原注、陈敬璋新增的注、清人的评语，还补入了一些资料性注文，均冠以“按”字，以与旧注相区别，又据他本补入一些相关资料，如《陈乾初先生年谱》、《大学辨跋》等。无论如何，中华书局版《陈确集》都是迄今最详尽、最精审的一个整理本。此书在文革前就已整理完毕并打好纸型，但迟至1979年始得出版。
关于《潘子求仁录辑要》，更是说来话长。就在几年前，我才知道中华书局哲学室有这样一部存稿，但关于它的来历，没人能说得清。最近中华书局方面清理档案，发现一份1967年2月3日作的“原哲学组存稿”登记，其中赫然有《求仁录》之名，并注有“本社请人校点”，“未加工”字样。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环境下，一些旧知识分子没有工作，生活困难，中华书局便聘请他们承担部分古籍整理的工作，由中华书局根据古籍整理规划确定书目，提供底本、校本和其他工作上的便利，请人进行点校，并将稿费按月预支给作者，作为其主要的经济来源。初点工作完成后，中华书局再对书稿作初审（有的要交专家审阅），通过之后，再安排局内编辑力量对书稿做细致加工，必要时还要作复校（我亲手接触的书稿，就有大部分校勘记是责任编辑补写的），甚至聘请外编。比较重要的书稿，最后还要请人写序或前言。可以说，从一开始确定选题上项目，到最后的编校出版，中华书局都是一个组织者，居于主导地位，在物质投入、前期点校工作的参与、后期编辑加工的劳动含量等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应该这么说，参与点校者所做的工作只占了全部工作的一部分，而初稿的面貌跟最终出版后的样子也可能相差很大。
当年在此种环境下出版了相当一批书，有其时代印记，读者切不要拿现在的著作权法往过去的事物上套。因为外界对此情况不甚了解，中华的一些老编辑又一向低调，不愿对外申说，我觉得长久保持沉默未必是好事，可能还会招来误会，所以在这里饶舌，说明一下。书归正传。大约在《黄梨洲文集》出版后不久，几乎与《陈确集》的整理同时，潘用微的《求仁录》也纳入了中华书局的整理计划。我见到的书稿，是以蓝色钢笔抄写在中华书局30×24绿格稿纸上，标点多数为铅笔，少数则被墨笔或红色圆珠笔涂抹改正，天眉处有不少校记，也是铅笔、红笔和毛笔字都有，可以看出由初校、复核判断到写出校勘记的整个过程。工作之细，令人叹服。或许是由于潘用微的名气不够大，知之者较少，所以书稿不被看重，其编辑出版过程被一延再延。不管怎样，到2009年中，这个漫长的过程终于划上了句号。当第一眼看到它的送审样书时，我压抑不住自己喜悦的心情，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作为其出版过程最后的亲历者，我总算对得住为之付出过辛勤劳动的各位前辈，可以有个交待了。
黄、陈、潘三人著作的出版时间颇有巧合。《黄梨洲文集》出版于1959年，《陈确集》出版于1979年，而《潘子求仁录辑要》出版于2009年。与潘书出版同时，中华书局重印了黄、陈二书。时隔50年后，黄、陈、潘三书可以同时聚首，冥冥之中大概也有一些缘分吧。
（本文作者系中华书局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