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齐兹・奈辛
奈辛为读者签名
今年
我同奈辛曾两次晤面，第一次是1989年。那是一个盛夏的午后，烈日炎炎，如烤似炙。房间里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闷热得很。我们刚落座，汗水就不由从脸颊上流下来。奈辛有点不安地说：“请随便一点。如不介意，我们干脆就都光着膀子算了。”听他这样一说，在场的人都笑起来。我原来有点紧张的心情舒缓下来。我发现，这位以幽默著称的作家确实名不虚传。
奈辛于1915年1月出生在土耳其第一大城伊斯坦布尔附近马尔马拉海中的一个小岛上。他的父母是来自内地安纳托利亚农村的贫穷穆斯林。他们给他起的名字是努斯雷特，含义是“真主赐福”。奈辛说：“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再适合不过了，因为我们全家都把未来命运寄托在真主赐福上。”可是，期望真主赐福，福总是不来。贫病交加，奈辛的四个兄弟先后夭折，母亲年仅二十六岁就亡故。只有父亲和他顽强地活下来。
奈辛十岁上小学。不知何因，他一进校门就萌生当作家的念头。好心的父亲劝说道：“可别有什么写文章的愚蠢想法。将来还是老老实实地找个工作，混碗饭吃好了。”对父亲的劝导，奈辛听不进去。可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心想手握笔杆子当作家，后来却偏偏进了一个手握枪杆子当兵的学校”。那是小学毕业后，家里没钱，要想深造，只有进免费的军校。进校时，恰值国家通过姓氏法，要求每个人不只有名字，还要有姓氏。一般人都选择吉利的字作姓氏。奈辛同父亲掂量来掂量去，不想赶时髦，就把自家的姓氏定为“奈辛”，意思是“生以何干”。奈辛解释说，他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有点古怪的姓氏，旨在时刻提醒自己，将来自己究竟要干什么。
1937年，奈辛从军校毕业，成为一名军官。他当时也像其他同学一样崇拜拿破仑，想当将军。在以后几年的军旅生活中，孩童时的作家梦开始折磨他。他一边执勤，一边动手写作。他写军旅生活的艰辛，写自己的爱与恨。可是，军人为报刊写稿，上司不容。于是，他就用父亲“阿齐兹・奈辛”的署名把稿件投出去。从此，阿齐兹・奈辛很快出名，而其真实姓名努斯雷特・奈辛却不为人所知。倒霉的是他的父亲。文化有限的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嘲笑，被视为作家阿齐兹・奈辛的冒名顶替者。老人家一再解释，说明真相，但直到死也鲜有人相信他。说到这里，奈辛眼含泪花抚掌大笑，我们也不由跟着苦笑。
1944年，奈辛的将军梦彻底破灭。他弃武从文，回到伊斯坦布尔，边开杂货铺谋生，边为报刊撰写讽刺诗歌和小品。在写作过程中，他有个“惊人的发现”：原来自己生性幽默，为文辛辣。于是，他就同友人萨巴哈丁・阿里一起创办起幽默周刊《马尔克帕夏》。周刊的宗旨是揭露社会弊病，特别是党棍横行、官僚贪腐、军警欺人等政治现象。刊物出版后受到大众的欢迎，发行量竟超过一些日报。但是，两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毕竟是勇有余而谋不足，得罪不少人，不时吃官司，两次被捕下狱。刊物再也办不下去，奈辛改做售货员、会计、报贩子、摄影师，但都不成功。
这期间，他从未中断写作。为避免遭受政治迫害，逐渐谙熟人世的奈辛“变得狡猾起来”，就使用化名发表作品。终其一生，他使用了二百多个笔名。他说，他使用过女性化的名字，他的一些作品因而被编选进女作家作品选集。他使用过法国式的名字，他的一个短篇小说因而被一本世界幽默作品集当作法国作品入选。他还给自己生造过一个中国式的笔名，一个短篇小说发表后曾被一家杂志当作翻译的中国作品转载。奈辛坦言，这一“化名伎俩”给他的写作带来不少方便，有时也带来一些预想不到的麻烦。有一次，警方咬定一篇攻击政府的文章为他所写，他极力辩白和否认。可是，文章的署名确实曾为他所用，结果被判16个月的监禁。后来，真相大白，他是代人受过，令人哭笑不得。
自踏上文坛，用奈辛自己的话说，他“好像同时长了几个脑袋”，既写诗歌、小说、剧本、童话，也写寓言、杂感、游记、回忆录。他先后有八十多部作品问世。其中，最为世人称道的，是“笔调有点刻毒”的讽刺性小说和剧本。这些作品已经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几十个国家出版。他的作品不但在土耳其多次获奖，还在意大利、保加利亚、美国、苏联等国的讽刺作品评选或竞赛中获奖。土耳其文学评论家缪巴瑟尔・吉拉伊说，奈辛在土耳其简直是妇孺皆知，因其独特的讽刺艺术而成为“坊间英雄”。
据土耳其一家文学期刊调查，奈辛最受欢迎的作品是长篇小说《那个做了变性手术的男子》（1955）、《假小子萨巴哈特》（1957）、《姓氏》（1976），短篇小说集《狗尾巴的故事》（1955）、《里法特先生为什么浑身瘙痒》（1965）、《天朝少女之家》（1987），还有剧本《托洛斯怪兽》（1963）、《亲爱的，快来杀死我》（1970）。
奈辛自称是“政治活动积极分子”。他告诉我，他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也从未在任何政府机构中任职。他解释说：“别误会，我并非不关心社会，不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相反，不管国内外发生什么大事，我总爱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将此称为对养育他、使他成为作家的社会的“应有的回报”。1980年，军政府上台，他曾发动知识界人士请愿，反对钳制言论自由。他还发动和参加绝食斗争，呼吁改善狱中政治犯的生活，妥善处理寻求独立的库尔德人问题。奈辛说，不知为何，他从小就“爱管闲事”，“爱打抱不平”。因此，他多次被判触犯刑律，坐牢二十多次，时间加起来大约是五年半。不过，他并不因此而感到后悔。他认为：“铁窗生活坚定了我的信念，拓宽了我的创作领域。我终生感谢那些法官和狱卒先生。”
说到这里，奈辛走到一个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架前，指着上面摆放的一张画像说：“我刚才说的‘坚定信念’云云，实际上引用的是他的话。”奈辛尊崇的这位人士，就是已故土耳其著名共产党员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奈辛说：“我读过俄国讽刺文学大师果戈里的作品。如果说他在艺术上给了我不少启迪的话，那么，在了解社会、认识人生上，希克梅特则是我的老师和向导。”也许正因为如此，奈辛总是追求社会正义、进步与和平，总是对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给予无限的同情与赞颂，总是对伪善、奸诈、沉沦与迫害痛加讥讽和鞭挞。有的评论家认为，奈辛是“一位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而他本人有时则自称是“共产主义作家”。
就在奈辛同我们谈论他的文学创作道路时，两个男童和三个女童端来瓜果和点心。我想当然地以为这些十来岁的孩子是他的孙子和孙女。奈辛把孩子们拉到身边，慈爱地抚摸着他们的头说：“他们不是我的孙嗣，而是我的儿女。”他解释说，他不仅喜欢写穷人，还总想为穷人办点事。在土耳其乡间，有些穷人家孩子太多，无力抚养，就弃之不管，任其流浪。他见此感到很痛心，就从稿费收入中拿出50亿里拉（约合120万美元），以个人名义建立了一项穷孩子基金。从1972年起，他用这笔基金购置地皮，修房建屋，创办了一个儿童之家，每年招收四个穷孩子，管吃管住管教育，直到他们就业。二十年中，他先后收养了五十多名孤儿弃女。他把他们视若己出，既当爹又当妈，亲自料理他们的生活，教他们识字学文化。他还想方设法给他们以感情上的抚慰，平复他们心理上的创伤。他说：“别误会，我这里不是幼儿园，也不是弃儿院，而是一个特殊的家，一个充满温馨与亲情的大家庭。”就这样，著作等身、功成名就的奈辛，晚年又开创了这样一项全新的事业。他不无骄傲地说：“我现在是身兼二职。作为土耳其作家协会主席，我要维护作家们的合法权益；作为这个特殊大家庭的家长，我要关心儿女们的生活和成长。我是尽心尽力的。我感到满足。”
后来，奈辛在开罗又同我谈起他这个大家庭。他告诉我，从这个家走出去的孩子，有的已上大学，有的已经就业，有的已经成家。他们经常回来看望他，他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他说，他近几年几次心脏病发作，预料来日无多。他已经做出正式决定，将其全部著作的版权，包括翻译成各种外国文字的作品的版权，都捐给奈辛基金会。他希望，在自己离开人世之后，“这个穷孩子基金会继续办下去”。
1995年，奈辛被心脏病夺去生命。他生前留下遗嘱说，死后不要铺张，可悄悄埋葬在基金会院内某个不大惹人注意的角落，“希望每天看到孩子们玩耍、成长”。他在遗嘱中还说：“我不想让孩子们到坟前来看我，心悲神伤。我也不想躺在一块巨大的墓碑下，让孩子们担惊受怕。”他对孩子们的热爱与牵念，最后仍以他终生惯用的饱含苦涩的黑色幽默来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