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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答问

2009-07-22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有人统计,“鲁迅全集”共出版约十个版本,其中包括了1949年以前的两个版本和台湾地区1989年的一个版本。在诸多版本中,流传最广的是人文社的《鲁迅全集》,其最新的是2005年11月版。那之后,天津人民社有《鲁迅全集补遗》、福建教育社有《鲁迅译文全集》,对人文版《鲁迅全集》均有补足之功。日前,人民出版社推出

由王世家、止庵编的《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下称《编年全集》),提供了“鲁迅全集”的一个全新版本。在“鲁迅全集”的出版已经蔚为大观,较为完善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编这样一个新版本?以“编年”的方式阅读鲁迅,能否读出一些“新意思”?就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编年全集》的编者之一、北京鲁迅博物馆客座研究员止庵先生。事有凑巧,日前由钟叔河编、广西师大社出版的《周作人散文全集》也采用了“编年体”。对这套书,我们亦约请杨小洲先生予以评述。

■问:王洪波(本报记者)

■答:止庵

问:“鲁迅全集”和鲁迅作品出版已很多,您觉得为什么有必要编一套《编年全集》?

答:以编年体而且是具体系于年月日的方法,来编排一位作家现存的全部日记、创作、翻译、书信,在中国大概还是第一次。正如我们在“凡例”中说的,“本书旨在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部‘纵向阅读’鲁迅的文本”,具体说来,一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读;一是将日记、创作、翻译、书信一并来读。这种读法也许更能体会鲁迅的生命历程。也可以反过来说:假如读者和研究者希望体会鲁迅的生命历程,希望具体详细地了解他的文学生涯和思想进程,了解他的创作与翻译如何相互影响和补充,以及他私下给朋友信中的说法与公开发表的文字的异同,等等,看看这套书大概有些帮助,或许能发现过去分开看他的创作、翻译、书信、日记,或者只看其中某一部分时,所不曾发现的一些问题。鲁迅是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作家,值得“纵读”一番。

然而正如“凡例”讲的,这套书“在编辑体例上仅是一种尝试”,无意以此替代此前出版的《鲁迅全集》。《鲁迅全集》先后出版过1938年、1958年、1981年和2005年几个版本,都是保留“鲁迅自编文集”原貌的编法,在此之外,不妨另有一种编法。就各种已出的《鲁迅全集》而言,1938年版虽然有不少遗漏,譬如未收书信、日记,很多佚文也有待日后陆续发现,但它却更接近于“全集”,因为包括了鲁迅的翻译作品和所整理的古籍作品。1958年版实际上是“鲁迅创作全集”,此外另出了一部十卷本的《鲁迅译文集》。1981年版较之1958年版内容上多有补充,编辑思路却是一样的,仍然属于“鲁迅创作全集”。2005年版是对1981年版的修订,整体框架上并无改变。去年出版的《鲁迅译文全集》,则是从前那套《鲁迅译文集》的修订增补之作。

问:《编年全集》“凡例”称“收录迄今所发现的鲁迅全部作品”,请问此书与人文版《鲁迅全集》相比在收文方面有何不同?篇幅是否比人文版要大不少?

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修订概况”称:“根据鲁迅著作的出版规划,将以《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鲁迅辑录古籍从编》、《鲁迅科学论著》来分类整理出版鲁迅的著作。”我们这套书,大概相当于《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和《鲁迅科学论著》中鲁迅自己作品的全部,加上《鲁迅全集补遗》中可靠的篇章,以及到《编年文集》付印为止新发现的鲁迅佚作。单就鲁迅创作来说,增补了四十篇左右。另外还收录了鲁迅的全部日文作品。

另一方面,则如“凡例”所说,“鲁迅生前编入自己文集而确系他人所作或由他人代笔者,列为附录”。这包括周作人的四篇文章(原收《热风》)、瞿秋白的十二篇文章(原收《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以及冯雪峰代笔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等。

“凡例”又说:“其余他人之作,包括鲁迅编集时文后所附‘备考’,概不收入。”这还包括曾收入《鲁迅译文集》和《鲁迅译文全集》的《与支那未知的友人》(周作人译)、《项链》(常惠译)、《以理论为中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发达史》(冯雪峰译)、《〈毁灭〉代序――关于“新人”的故事》(“朱杜二君”译)、《〈毁灭〉作者自传》(亦还译)、《关于〈毁灭〉》(洛扬即冯雪峰译),以及海尔密尼亚・至尔・妙伦著《小彼得》一书。《小彼得》曾由鲁迅“大加改译了一通”,但是在他自拟的《鲁迅著译书目》中,属于“所校订者”,与《二月》(柔石作)、《小小十年》(叶永蓁作)、《穷人》(韦丛芜译)、《黑假面人》(李霁野译)、《红笑》(梅川译)、《进化与退化》(周建人译)、《浮士德与城》(柔石译)、《静静的顿河》(贺非译)和《铁甲列车第一四――六九》(侍桁译)同归一类,这些都不是鲁迅的著译。《小彼得》署“许霞译”,这是许广平的笔名,鲁迅自己从来没有用过。

网上有种说法:“鲁迅全集在建国前早就出版了,建国后再版,据说都被阉割了。”这里可以澄清一下。鲁迅生前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的确常遭删改,他说:“这删改,是出于编辑或总编辑,还是出于官派的检查员的呢,现在已经无从辨别,但推想起来,改点句子,去些讳忌,文章却还能连接的处所,大约是出于编辑的,而胡乱删削,不管文气的接不接,语意的完不完的,便是钦定的文章。”而他汇集出版时,“将刊登时被删改的文字大概补上去了,而且旁加黑点,以清眉目”。(《准风月谈・前记》)然而无论1938年版,还是1958年、1981年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对于鲁迅自己的文字均未做过任何删改。

不过鲁迅的译作倒是确曾遭到“阉割”:他翻译的托洛茨基《亚历山大・勃洛克》一文(收入胡?译《十二个》,1926年8月北新书局出版),为1938年版《鲁迅全集》所漏收,而1958年版《鲁迅译文集》有意不收。2008年版《鲁迅译文全集》和我们这套书都收入了。另外,鲁迅译作中有两段话提到托洛茨基,其一见D.孚尔玛诺夫著《革命的英雄们》(收入《一天的工作》)中:

“到八月底,敌人离古班地方的首都克拉斯诺达尔市,已只四五十启罗密达了。这时便来了托罗茨基。议定许多新的紧急的策略,以排除逼近的危险。后来成了最重要的那一个策略,也就包含在这些里面的。”

其一见L.班台莱耶夫著《表》中:

“他们走进一间大厅里。壁上挂着许多像,李宁,托罗茨基。”

在《鲁迅译文集》中都相应有所删改。《鲁迅译文全集》恢复了前一处,后一处仍作:“他们走进一间大厅里。壁上挂着列宁像。”我们这套书恢复了其原貌。

问:书中的每篇文字均要以完成时间排序,但恐怕总有一些文字写作时间难于确定,对此如何处理?某些作品写作时间的考定很费周折吧?

答:“凡例”:“收入本书的作品,均依完成先后排列。同一时间项下,以日记、创作、翻译、书信为序;著译作品先小说,后散文、诗歌。能系日者系日,无法系日者系月,无法系月者系年。写作时间未明,则系以初次发表时间,于题目右上方标一星花以示区别。”

鲁迅不少文章篇末署有写作日期,再加上日记、书信的相关记载,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能系上写作时间。不过有些篇末所署日期,是鲁迅后来编集子时添加的,与日记记载并不一致。譬如鲁迅1920年8月5日日记:“小说一篇至夜写讫。”此即《风波》,发表于同年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收入《呐喊》时,篇末却署“一九二W年十月”。又如鲁迅1927年4月3日日记:“作《眉间尺》讫。”《眉间尺》发表于同年4月25日、5月10日《莽原》第二卷第八、九期。收入《故事新编》时,改题《铸剑》,篇末却署“一九二六年十月作”。凡此等处,均从日记。收入《坟》中原载《河南》的几篇文章,篇末均署“一九W七年作”,其中《人之历史》1907年12月发表于第一号,《摩罗诗力说》1908年2月、3月发表于第二、三号,《科学史教篇》1908年6月发表于第五号,《文化偏至论》1908年8月5日发表于第七号,不大可能都是“一九W七年作”,为稳妥计,我们将各篇分别系于发表时间。

“凡例”中说“收入本书的作品,均依完成先后排列”,又说“鲁迅对自己的作品每有修改,此次编集,只收录最后定稿”,实际上是以“最终完成”来确定“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譬如鲁迅1930年12月26日日记:“夜译《溃灭》讫。”1931年9月15日日记:“夜校《毁灭》讫。”我们将《毁灭》的写作时间系于后一时间,而不系于前一时间。又如鲁迅1923年12月20日日记:“夜草《中国小说史略》下卷毕。”同年12月和1924年6月,《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册分别出版。此后鲁迅不止一次改订,于1935年6月印行定本第十版。我们既采用《中国小说史略》定稿本,只能按发表时间――最后一次修订的具体时间不详――系于1935年6月。

“凡例”:“凡能独立成篇者,无拘长短,均单立一题;中、长篇作品,亦一律保持完整,不予割裂。”也来举个例子。鲁迅1925年1月24日日记:“自午至夜译《出了象牙之塔》两篇。”1月25日:“夜译文一篇。”1月26日:“下午至夜译文三篇。”1月28日:“夜译白村氏《出了象牙之塔》二篇。”2月11日:“夜伏园来,取译稿以去。”2月18日:“下午寄伏园信并稿。……译《出了象牙之塔》讫。”虽然日记里有这些线索,但是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不能拆析,故完整地系于1925年2月18日。

我们一再斟酌,反复讨论,才拟定这套书的“凡例”;力求以此贯穿始终,杜绝例外,做到自圆其说。

问:《鲁迅全集》校勘和注释的问题颇受关注,《编年全集》校勘和注释的原则是怎样的?据“凡例”,《编年全集》中,日记、书信据手稿影印本校勘、整理。请问,日记、书信为何未直接移用以前出版的《鲁迅全集》或者《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集》呢?

答:从1958年版到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几次修订,很大精力花在注释方面。而在我看来,注释本只是一种有可能帮助读者理解的普及本。我们这套书则是“白文本”,除了“凡例”所说“编者于各篇篇末,对最初发表时间,所载报刊,作者署名(署‘鲁迅’者略)及首次收集情况(限于鲁迅自己所编者)略作说明”外,别无注释。

“凡例”:“收入本书的著译作品,均以鲁迅生前最后定稿版为底本,未收集者以原载报刊为底本,参校各版《鲁迅全集》及1958年版《鲁迅译文集》。某些篇目据手稿录入。日记、书信据手稿影印本校勘、整理。”鲁迅作品虽经多位专家反复校勘,但仍不能说完全没有问题。譬如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十二卷,《致章廷谦》(1927年7月17日)中有“因为钟敬文(鼻子傀儡)要来和我合办”一句,核对手稿,“鼻子傀儡”当作“鼻之傀儡”。又如《鲁迅全集》第十七卷,日记1936年6月5日项下印作:“晴,午得雷金茅信。孟十还赠《密尔格拉特》一本。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下午大热时志。”核对手稿,“自此以后”以下本是另外一段,不应与6月5日所写接排。这种地方,我们都订正了。

问:《编年全集》将鲁迅同一时间段内的创作、翻译、书信和日记放在一起,可以互相参证,为理解其思想轨迹和某些作品的写作背景和动机提供了方便。那么,在编《编年全集》的过程中,您是否有什么新鲜的发现?

答: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要讲“发现”,正在于“明白时势”、“知人论世”,具体说则很丰富,也很琐细,我曾在《“纵读”鲁迅》一文中略述一二,可以参看。这里“纸短言长”,还是以后再找机会详细报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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