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的文人眼中，或在观念学者的眼中，法国大革命应该是新旧两个世界的分水岭，大革命前为旧，大革命后曰新，即旧制度变成新制度，旧社会变成新社会，旧文化变成新文化，旧人变成新人，总之旧法国变成新法国，
法国大革命中有一个很独特也很有意思的现象，即作家变成了政治家，政治家变成了作家。允文允武，一身而二任，这对个人来说，也许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对领导一个国家来说，则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是一把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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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上大学时，有一门课，名曰法国历史，授课的先生不失史家本色，颇重视细节，考试中有一道题是：法国大革命时，攻占巴士底狱的战斗中，有几个人率先冲入狱中？姓字名谁？何种职业？仿佛记得是两个人，其他我就一概不知了。但是我知道，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开始，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这场战斗是历史现象的重点描述对象，给人的印象是炮火连天，枪林弹雨，攻击的巴黎市民和守卫的士兵相互对射，死伤无数，最后这座象征着旧制度的堡垒终于被攻破了，解救了大批政治囚犯和革命人士。起义者义薄云天，可歌可泣，实乃惊天地而泣鬼神之壮举也。此种印象我在中学时就有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历史的主题几经变换，可我们的教科书似乎变化不大，历史的叙述一仍其旧。查史料，例如多米尼克・弗雷米和米谢尔・弗雷米编的《Quid98》，关于攻占巴士底狱是这样说的：守军为32名瑞士雇佣兵，82名残老军人，监狱长是贝尔纳・德・劳耐侯爵。进攻者为3000人（包括两个反水的王室卫队的分遣队），死了100人，伤了70人，德・劳耐侯爵投降之后被斩首。战斗的结果是解放了7个被关押的人：4名诈骗犯，2名精神病人，1名乱伦者。路易十六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7月14日，星期二，无事。”巴士底狱被攻破后，曾有人以狱中的铁器制成纪念钥匙出售。一年之后，革命政府设立了一个奖项，叫做“巴士底狱的胜利者”。这个决定颇有讽刺意味。
夏多布里昂是攻占巴士底狱的目击者，不妨把他的见证写在下面：“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攻占。我作为看客，目睹了对几个残老军人和一位胆小的监狱长发起的冲锋：如果把门关上，群众是绝不能进入堡垒的。我看见开了几炮，不是残老军人而是王室卫队士兵（即反水的士兵――笔者）开的。德・劳耐在遭到百般羞辱之后，被从藏身之处拉了出来，然后打死在市政厅的台阶上；巴黎市长福莱塞尔被手枪打碎了脑袋；没有心肝的傻瓜们觉得如此之美的正是这种景象。”关于这次事件的意义，夏多布里昂写道：“人们赞赏的是理应受到谴责的东西，即偶发事件，人们不去在未来寻求一个民族完成的命运、风俗、思想和政治权利的改变、人类的更新，其新时代正是由攻占巴士底狱来开辟的，如同一次血腥的狂欢。粗暴的愤怒造成废墟，然而在这愤怒之下隐藏着智慧，它在废墟中打下新建筑的基础。”（《墓中回忆录》）夏多布里昂的叙述乃是一己之见，也许有细节上的差池，但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真实与象征之间的矛盾，可谓切中肯綮。
一个是教科书，一个是史料，一个是目击者的证词。一个是要民众记住的传说，一个是粗糙的真实，一个是目击者的叙述。历史事实变成了传说，传说变成了神话，神话又变成了流传于民众之间的“事实”。这个过程是靠什么来完成的？是靠叙述。叙述是靠什么来实现的？是靠文人的口和手中的笔。一种人在法国大革命前后被称为文人，在左拉喊出《我控诉！》的时候，文人始被称为知识分子。伏尔泰说：“我所看到的一切，都为一场不可避免的革命播下了种子，而我不幸将不可能成为这场革命的见证人。法兰西人凡事都落后，但现在总算赶上来了。这光明已渐渐地散布开来，时机一到，革命就会立刻爆发。”他“看到的一切”是什么？是思想，是理性，是自然，是科学，是自由和平等的概念。文人的头脑是这“一切”的发源地，他们的口和笔是这“一切”的播种机。法国大革命中的文人之作用，乃至一切革命中的文人之作用，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无论是革命的，还是反动的，长久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有时候被忽略，有时候则是有意地加以掩盖。其目的无非是制造大革命的神话，并使之流传下去，当然，这也是通过文人的口和笔完成的。据实记载的法国史方面的学术著作还是有的，无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无论是原文的，还是翻译的，但是流通不广，传播有限，远不像教科书那样让人从小就有的或清晰或模糊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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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的文人眼中，或在观念学者的眼中，法国大革命应该是新旧两个世界的分水岭，大革命前为旧，大革命后曰新，即旧制度变成新制度，旧社会变成新社会，旧文化变成新文化，旧人变成新人，总之旧法国变成新法国，甚至旧欧洲变成新欧洲，旧世界变成新世界。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大革命不能说是一次成功的革命。也可以说，迄今为止，任何号称彻底的革命，都不能说是成功的革命。
英国作家艾德蒙・伯克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思考》（1790年）中说：“理论家是自由的，他们充满了美好的感情，希望他们所属的社会是另外一副样子，但是，善良的爱国者和真正的政治家总是从已存在的材料中提取最好的部分。如果要我确定一个国务活动家的基本品质，我要说他在一种保守的天性上结合一种改良的才能。除此而外，在观念中一切都是拙劣的，在实践中一切都是危险的。”（转引自安・贡巴尼翁著《反现代派》，2005年）法国作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中论证了伯克的观点：“法兰西民族对自身事务极为生疏，没有经验，对国家制度感觉头痛却又无力加以改善，与此同时，它在当时又是世界上最有文学修养、最钟爱聪明才智的民族，想到这些，人们就不难理解，作家如何成了法国的一种政治力量，而且最终成为首要力量。”“他们终日谈论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原始形式问题，谈论公民的原始权利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和人为的相互关系，习俗的错误或习俗的合法性，谈论到法律的诸原则本身。”于是，正如让・斯塔罗宾斯基所说的：“在传统的君主政体沉没的时候，谁有一支笔，谁就是立法者。”（《1789，理性的象征》，1973年）这时的国民，既接受了文人的好的东西，也接受了文人的坏的东西，例如纯粹的理想主义，处于激奋状态中的民众无力分辨想象与现实，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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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谈论、诘难和争辩有其工具、场所和渠道，这工具是他们的口和笔，这场所是沙龙、学会、俱乐部、咖啡馆、议会里的辩论和人们的集会，这渠道是书籍、报刊和公众集会上的演说。达尼埃尔・莫尔奈指出：“思想不是在沉默和孤独中形成的；人们可以在孤独中写一些革命性的著作，但是只要他们的思想没有经过唇枪舌战的发酵般的热烈讨论，它还是无关痛痒的纯粹思辩的东西。”（转引自安东尼・德・巴克和弗朗索瓦丝・梅洛尼奥著《法国文化史》，1997年）思想可以在孤独中产生，但是要使它放出光彩，则必须要经过磨砺和撞击，例如沙龙就是这样的地方。
沙龙并不始于启蒙时代，它在17世纪初年就已经开始流行了。它是一种由贵妇人主持的社交活动，开始仅限于社会精英人士之间的文学游戏，例如朗诵诗歌、信札、箴言之类，后来逐渐变成了信息交流、思想交锋、讨论哲学论著的场所。文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等，出入于沙龙之中，交谈中无所谓贵族和平民，等级身份的差异在唇枪舌战之间不见了踪影。摄政时期（1715-1723）的德・朗贝尔侯爵夫人的沙龙，德・唐辛夫人的沙龙，就属于此种情况。自18世纪中叶起，以哲学议题为主的沙龙渐渐多起来，以至于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天天有沙龙开放。封特奈尔、布封、达朗贝尔、孟德斯鸠、格里姆等经常出入若弗琳夫人的沙龙，马蒙特尔、孔多塞、勒阿普等是德・苔芳夫人的沙龙的常客。从1764年起，德・雷比纳斯小姐在自己的沙龙招待客人。还有三个沙龙，不那么有名，但很自由，文人们在那里争论不休，这是德・拉布里斯夫人的沙龙，德・埃比奈夫人的沙龙和德・克雷基夫人的沙龙。此外，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各自的餐桌也对朋友们开放，格里姆、狄德罗和马蒙特尔经常在那里见面。这种以男人为主持的沙龙以激烈、放纵、少有克制著称，给人留下某种亵渎神明、策划阴谋的“小团体”的印象。沙龙使宫廷在文化上失去了优势，文坛上的权力转到了文人的手上。总之，巴黎的沙龙竞争激烈，大家争着充当从君主制和教会控制下解放出来的文化生活的保护人。客人们在高谈阔论中针砭时弊，在唇枪舌战中产生了一种艺术，即交谈艺术，这是惟有法国人才有的东西，其核心的概念乃是理性和自然，其最高的境界乃是随处可见的机锋。这种谈话的艺术激发出无处不在的批评精神，“迸发出电一般的火花，唤醒麻木不仁的宾客”（德・斯达尔夫人）。总之，“怀疑权力和求知的意愿都是和哲学家的批评精神相适宜的”。（《法国文化史》）
除了沙龙之外，学士院纷纷建立，成了文人活动的另一个场所，更不用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巴黎各个角落的咖啡馆了。1710年有9个地方学士院，1750年有24个，1770年达到40多个。四分之三的2万人以上的城市都拥有一个学士院，它们往往都以巴黎的法兰西学士院为模式。这些学士院集中了本市的知名人士和当地的有学问的贵族、神职人员和精英人士，他们分属于社会的不同阶级，但是他们不分彼此，坐在一起商讨学问。这些学士院颁发一些颇具影响的奖项，获奖的人往往“一举成名天下闻”，如1750年由第戎学士院举办的征文比赛。那期征文比赛的题目是：《科学和艺术的重建是否有助于风俗的净化？》，让-雅克・卢梭以一篇《论科学和艺术》为题的论文拔得头筹，从此开始了他的为大革命作舆论准备的思想家的生涯。这种征文比赛培养了一批革命者，例如阿拉学士院的征文比赛就推出了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之一罗伯斯庇尔。此外，1750年后，地方学士院的研究报告增加了很大的科学研究的比重，观察和实验的科学精神到处得到公认。咖啡馆是普通文人乐意出入的地方，据说，巴黎有六七百家咖啡馆，警察局的报告中则估计有1800多家，在这些咖啡馆里形成了“拥护或反对国事的派别”，许多精彩的思想是在咖啡馆的争论中产生的。这些咖啡馆较著名的有：“摄政”咖啡馆、“王公酒窖”咖啡馆、“普洛高普”咖啡馆、“孔蒂”咖啡馆，等等。在1780年代以后，出现了许多俱乐部，为民众开设语言、物理、化学、哲学、文学、解剖学、天文学、历史学、植物学等课程。这些课往往人满为患，课堂上做演讲、朗诵诗歌或演示电的实验，人们讨论，争辩，搞得热气腾腾。这种社交文化的主力无疑是文人，文人在潜移默化中教育和引导着公众，普及了科学、民主、自由和平等的观念。
文人除了用口来表达，用笔更为得心应手，即使议会和群众集会中的演讲也往往是写成了稿子，或者事后写成稿子，因此书籍、报刊的出版空前的繁荣。1788年召开三级会议之前的几个月内，就出版了800种评论会议议题的著作，其中就有西哀士神甫的名作《何谓第三等级？》，提出第三等级“代表全体国民议事和表决”。从1789年6月起，大量的报刊涌现了出来，成为大革命初期的主要文化现象。1789年，巴黎有140种新报刊问世，同时还有30多种地方报刊和20多种在国外创办的法文报刊。因此，1789年创办了近200种报刊，比前20年的总合还要多，而此前20年也被认为是动荡的年代。除了报刊之外，1789年还出版了3000多种书和小册子，大革命的最初四年内，又出了1000种，还有800种以活页书籍形式出售的形形色色的漫画，几百出印成文字的戏剧以及无数歌曲、招贴画、广告。须知1788年之前，全法国仅有6种报刊获准传播法国的总体情况，如今这么多报刊的出现使我们能够确切地知道它的现实意义：“印刷自由促使人们前所未有的发表言论。”（《法国文化史》）正如《法国文化史》所言：“从1789年初起，报刊成了一种神话，它在人们想象的领域获得了无法比拟的强大力量：它造就了大革命，普及了启蒙思想，揭露了阴谋，动员了公民群众；关注局势发展的记者，又是作家，又是殉难者，又是预言家，他们有了新的声望――他们和革命运动等同，体现了人民以言论自由做了主人。”书籍市场的繁荣和自由发展不仅冲垮了国王的书籍监管部门，而且也摧毁了巴黎书业公会的根基，“因此，1789年所有的人都能拥有自己的出版社，都能投身于写作、印刷或发行图书”。书的普及极大地冲击乃至摧毁了专制政体的精神基础。
历史学家阿尔莱特・法尔日写过一本书《说话和下流话》，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十八世纪的街头存在着一种‘公众舆论’。”街头是道听途说的地方，它不厌其烦地打听谣言、信息、名流轶事。各种消息在群众中流传、酝酿，最后会形成一种态势，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燃起燎原大火。这是某些大众文学为什么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如神话、鬼怪故事、异国情调等等。从大革命当时人们所写的专栏文章中，可以看出各种各样来源不明的消息，这种流动不息的信息对于点燃群众的激烈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与这种大众化的叙述紧密相关的是招贴广告，这种贴在门上、墙上或树上的广告是质疑文化的有效形式。虽然它不过是男盗女娼、背信弃义、阴谋诡计之类，但是，“谣言常常会使舆论大哗，谣言会造出英雄，或者推波助澜，把舆论大哗推向骚乱、造反的境地”（《法国文化史》）。街头舆论是一股股汹涌的暗流，有可能翻起滔天的巨浪，其中的鼓动者往往是文人，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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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们几乎无例外的都是出色的演说家，他们在制宪会议、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上侃侃陈词，力图说服对方的议员，甚至不惜求助于语言暴力，当然，对方也不甘示弱，多方为国王辩护，争论由是而起，愈演愈烈，终至推动了恐怖之政策的出台。在制宪会议上，左派议员和右派议员壁垒分明，相互攻讦，在激烈的攻防中显示出演说者的才华，例如米拉波伯爵。
米拉波奇丑无比，但是具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他一生经历诡异，桀骜不逊，屡受监禁，当过兵，做过出版人，写过大量的小册子。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被贵族抛弃，做了第三等级的代言人。他辩才无碍，名言是：“我们来到这里是出于人民的意愿，只有刺刀的力量才能让我们走出去。”他关于人权、流亡、否决权、神职人员的财产、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演说，言辞犀利，充满激情，已经成为演说辞的经典。他不幸做了路易十六的秘密顾问，领受津贴，被指为受贿。立法议会的主要演说者是吉伦特派的彼埃尔・维尔纽，他深受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的影响，希望建立一个幸福、富足、自由的非暴力的共和国，他的演说中规中矩，富有冲击力。国民公会的辩论是演说艺术的集中体现，丹东、马拉、圣鞠斯特和罗伯斯庇尔是其中的佼佼者。马拉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著作等身的学者，还是一位小说家，大革命使他充分地显露出新闻记者的才能。他的演说激情澎湃，具有一种排山倒海的冲击力：“四年了，人民砸碎了镣铐，自由了，并不断地反抗专制；四年了，人民晃动了旧主人加在他身上的枷锁，不断地挣脱代理人捆绑他的锁链；四年了，人民歌颂着胜利，颂扬事物的新秩序，他不断地受到旧制度的帮凶的迫害，这些帮凶披着三色的肩带或项圈、带着黑色的羽饰并得到不可侵犯的保证；四年了，人们承诺给他自由、富足与和平，但是他从未像今天这般受奴役、从未像今天这般不安和不幸。”德・罗伯斯庇尔是一位律师，出身小贵族，嗜读卢梭，信奉启蒙思想，痛恨僧侣和贵族特权。他演说的时候声音刺耳，但是清晰、冷静、明确的逻辑力量迫使人们洗耳恭听。对于社会的动乱，他说：“对我来说，只有两种手段可以防止动乱，一是严惩真正的煽动者，二是缓解公众的苦难。”对于路易十六的命运，他说：“事关唯一使死刑合法化的人，你们要求例外。是的，一般地说，死刑是一种罪过，根据自然之不可颠覆的原则，死刑只能在它对个人或社会团体是必要的时候才是合乎正义的，这是唯一的理由。……路易必须死，因为祖国必须活着。”怀抱着崇高的革命理想的罗伯斯庇尔不知妥协和让步，用恐怖手段对付革命之敌人的阴谋，最终以“不可腐蚀”之身背负了“嗜血”的恶名。圣鞠斯特是旧军队骑兵上尉的儿子，上过大学，写过史诗，但是，他本质上是个行动的人，如有人所说：“他的话就是行动，仅仅是行动。”他的演说充满了给人以强烈印象的画面，例如他说：“干革命半途而废的人只不过是给自己挖了个坟墓。构成共和国的是摧毁一切反对它的东西。”他还说：“国王们在黑暗中残害德性，我们则面对着全世界审判国王。”他鼓动罗伯斯庇尔采取极端恐怖的政策，和他一起上了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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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是大革命钟爱的形式，戏剧可以聚集大批的群众，甚至不能阅读的文盲。教育群众是戏剧的基本功能之一，这正是革命当局所看重的。革命的或反动的文人则在戏剧中看到了反对偏见、宣扬哲学的手段。戏剧是需要表演的，而革命正是一个巨大的表演的场所：它为所有的人提供了表演的舞台，这些人的表演又集中地代表了革命的要求。正如贝阿特里丝・迪迪埃指出的：“博马舍向‘起义者’提供了武器，感到是做了一件好事。戏剧是一个有许多大胆行动的地方，检查制度挡不住，例如《费加罗的婚姻》。”（《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文学》，1988年）《费加罗的婚姻》是1784年问世的，费加罗这个形象第一次在舞台上道出了受压迫者的权利，敲响了一个建立在等级制度和阶级不平等之上的社会的丧钟。任何一种崇拜都需要形象，而戏剧则是一种塑造形象的最好的方式。古典的戏剧仍然在演出，但是已经随着时代在变化，比方说，高乃依的《勒・熙德》中的主人公唐・罗德里格已经成为共和派的将军了。伏尔泰曾经为新教徒卡拉辩护，于是就出现了《卡拉或狂热》和《卡拉或法官之流》。让-雅克・卢梭被视为大革命的英雄，以他为主角的戏剧，如《晚年的让-雅克・卢梭》就是集会和剧场久演不衰的节目。其他如现实的生活和革命的历程也成为戏剧的主题，如《米拉波在香榭丽舍》、《国王们的最后审判》等等。
法国18世纪的诗歌乏善可陈，因为它理性太盛，缺乏想象力，但是它在大革命中却有了前所未有的、无远弗届的传播，在旧制度下与诗歌隔绝的文盲大众都受到了诗的感染，因为它有了音乐和歌曲作为羽翼。法国大革命时期产生了一位大诗人，即安德列・谢尼埃，他作为诗人和新闻记者的活动结束于雅各宾派的恐怖专制。他站在温和的保守派的立场上，热情地讴歌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观念，但是激烈地反对雅各宾派的恐怖政策，甚至写诗歌颂谋害马拉的保王分子夏洛特・科尔代，其实也陷入了以恶对恶的恐怖主义的陷阱。他在诗歌创作的理念上，主张推陈出新，“据崭新的思想，作古代的诗句”，开了创新与继承的新局面。
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开始写作的萨德侯爵曾经以淫荡的行为和温和的政见辗转于数个监狱之间，甚至被雅各宾派列入拟处决的名单之中，他的小说，如《朱斯蒂娜或美德的厄运》、《闺房哲学》等，往往被认为是淫秽之作，实则其中充满了哲理的探索，尤其是探索性心理、性倒错、性虐待和性受虐等问题，因为他从心里认为，性解放与政治解放有着连续性的关系。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烈的颠覆性，甚至表现了某种极端性。他的大部分作品是20世纪出版的，这位贵族反对专制，对人类的深层欲望有着切身的体会，他的一些具体的描绘成为现代心理学家、精神病学者进行研究的样本，因此，他被现代学术界认为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此外，法国大革命时期还有一种文学形式特别发达，那就是回忆录、日记、格言和随笔（论文）。罗兰夫人的狱中回忆，卡萨诺瓦的日记，尚福尔的格言，博纳尔、德・迈斯特、夏多布里昂和斯达尔夫人的随笔，都从革命和反革命两个反面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反思。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成为大革命一开始就明确提出的要求。这种要求打破了旧制度的森然壁垒，把整个国家投入到翻天覆地的变化之中。说到底，大革命的国家利益极大地限制了个人的自由，甚至到了不能存在的地步。大革命时激昂的群众情绪，热烈的议会辩论，乃至令人心惊胆战的恐怖，成了这些文人行文的主题。在他们的描述下，法国大革命终于成了一个既吸引人又令人感到恐惧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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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文化史》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会爆发大革命？为什么在比较富裕的时代，在比较开明的社会中会爆发这么一场痛苦的大革命？”人们常常说启蒙运动为法国大革命做好了舆论准备，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书籍已经提供了理论，人民负责实践，使作家的思想适应于自己狂暴的行动。”“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大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的、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旧制度与大革命》）书籍的制造者、最有教养的阶级自然是文人，而革命的实践者、最没有教养的、最粗野的阶级自然是人民，文人鼓舞着人民，成为人民的代言人，好也罢，坏也罢，文人领导着法国大革命。
“人们研究法国革命史就会看到，大革命正是本着卷帙浩繁的评论治国的抽象著作的同一精神进行的：即本着对普遍理论，对完整的立法体系和精确对称的法律的同一爱好；对现存事物的同样蔑视；对理论的同样信任；对于政治机构中独特精巧新颖的东西的同一兴致，遵照逻辑法则，依据统一方案，一举彻底改革结构，而不在枝节上修修补补的同一愿望而进行的。这是何等骇人的景象！因为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那些常使人写出优美著作的事物，却能导致大规模的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法国文人在大革命中的积极的和消极的作用在托克维尔的这段话中，得到了恰当的表达；法国大革命的神话也正是通过文人的笔，建立了起来。
法国大革命中有一个很独特也很有意思的现象，即作家变成了政治家，政治家变成了作家，就连拿破仑也能写小说。允文允武，一身而二任，这对个人来说，也许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对领导一个国家来说，则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是一把双刃剑。政治家的事业是一种脚踏实地的事业，而作家的本质则偏于想象。治国理政靠的是理性，是实践，不能靠想象力。想象力也许对革命有些好处，因为革命乃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想象力可以激发群众的热情，瞬间爆发出巨大的力量，一举夺得革命的成功。如果成功的革命不知转化，不知妥协，就不会保住革命的成果。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们，至少是马拉、圣鞠斯特和罗伯斯庇尔，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在现实面前不肯倒退半步，终于在“用理性来指导人民，用恐怖来对付人民的敌人”的口号下把革命引向了恐怖。“大革命因为巨大的不幸而暗淡；因为信仰而被照亮。”（米歇尔・维诺克《自由之声》，2001年）
法国大革命中文人的功过，是近年来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但是从文人的角度切入主题，才有可能打开一个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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