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遛弯儿回家，我拨通了袁鹰先生的电话：
“喂，哪位？”
听声音，还那么硬朗，我也忙问候了他。
我知道，他头发早已花白――上世纪90年代，我
从多穿些衣服，到少减些麻烦，由奥运会电视，至清乾隆出土的“金台夕照”新闻，反正谈天说地，聊了不少。
放下电话又想，袁鹰先生说自己刚买菜回来，那是不是还不见老？
可我哪？不觉笑了。
二
早在1962年，即“困难时期”。下了一场春雨，空气也润极了。我快走到王府井大街路西，人民日报社的眼前。看了手表――离约定还早呢。
春雨过后，天气也渐晴了。
那时候，我曾鼓着勇气，给人民日报副刊寄了杂文《苏东坡月夜探石钟》，登在《大地》头条；后又登了散文《序曲》。不到一年，我竟会得了副刊的“邀请”！
走上楼梯，见有马铁丁同志，时任副刊主任，眼神专注，同不少人握了手，我也站起来……还有袁鹰同志，一眼就认出了我，说：“你是北京二中教语文的老师，对吧？”我又站起来，忙点着头。心想，看袁鹰同志不过四十上下，却猜想他已五十开外；谁知人家不戴眼镜，可有一个“鹰”鼻子――不免暗笑。
当时，我二十八岁。
等转过年来，我去王府井买书，该要黄昏了吧。隔街不远，遇见袁鹰同志，本想去问候他，又见还有一位男子，感觉那人就是我所仰慕的大诗人闻捷，比袁鹰还年轻些――还敢不敢迎过去，啊？我迟疑了。瞧他二人正说笑着，直往东安市场走去。我，呆呆地停在马路西……
后来，我读了闻捷、袁鹰合作的《花环》，这诗也在东安市场买下的。
以后听说人民日报社搬迁了，就在城外朝阳区金台路大院内。又听说袁鹰同志也迁到金台西路。后读诗歌《篝火燃烧的时候》及散文《胡伯伯向你们问好》等，也快乐许多。
我骑车到过人民日报社，只在大门外徘徊；也曾张望过隔壁宿舍，知道袁鹰同志就住那儿，可他家到底住哪里？不知道……
三
不多久，即1966年春末到夏初，“文化大革命”来了。
天气还有些冷。得知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同志，竟在遂安伯胡同的家里自杀了！后又知吴晗也……心情不能不紧缩。学校也早停了课。至中午，我不觉又到这王府井来，看了“中央首长讲话”。忽见开来一串大“解放”，这头一辆车上立着一位军人模样的老者，光着头，大睁双眼，两肩倒剪，紧贴后颈，五花大绑，背插一根窄长的朱笔判着的“招子”――竟是彭德怀！人群由骚动而惊愕，我也紧闭双眼……不知怎么，我又来这原人民日报社前，就惦记马铁丁和袁鹰，怕他们也挨了整……
“文化大革命”很快爆发，气氛也越来越紧缩。北京二中的教师有六人听命。“红卫兵”们说是“反革命”、“罪人”、“嫌疑犯”，我则是“反动学术权威”，押到东单三条三十三号，一意大利修道院里去。到1968年冬末，我出了“小黑屋”。没事可打发，只好在雍和宫戏楼二巷我住的院落里，弄了个食谱去研究学做鲁菜了。后又过渡到东城区教育局，挂了起来。
忽闻袁鹰同志住进了协和医院，我忙赶了去探视。不承想，在通道里竟见了他。他正吊着瓶子，低声对我说是“胆结石”。我才放下心。又细看他，青灰青灰的，胡子很久没刮，一下子就苍老了。还能说什么呢？只可瞅着他打吊瓶……
此后，“文革”几年里，和袁鹰同志没能再见，听说早“下放”劳动去了。
直到1976年深秋，我刚刚拎着两条胖头鱼回到家，一进戏楼二巷院，就听邻居的收音机里大声播着“‘四人帮’垮台了！”哦？明白了，“文革”结束了，且整整十年！
四
袁鹰同志还在人民日报社吗？应该还在。又鼓起勇气，我在蜗居里给人民日报副刊写了《金沙的歌》，想试探一下。很快，《大地》就发了头条！也知袁鹰恢复了工作。我不禁从椅子上跳起来，还自斟自饮了浓茶！当天我又动起笔来，从傍晚写到天蒙蒙亮……
后来，我到了金台路人民日报副刊室，袁鹰同志接待了我，且一边聊天，一边饮茶。一道茶后，见袁鹰富态又年轻了，且随便似的问我：“听说你早在一个学院去讲课了？”那时，我正在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里，就说“是”。他又问：“评了教授，或副教授没有？”我就说：“还没评，都是讲师。”他点了点头，没再言语，也续饮了茶。
到1979年9月初，袁鹰同志来电话：“今年是国庆三十周年，去门头沟妙峰山一游，赏赏晚玫瑰吧？”我当然同意。
同行者除袁鹰同志，还有姜德明同志和一位刘编辑，都来这妙峰山里观光。
路上见山里一公社约有三间房模样，袁鹰同志说：“老年间这正是妙峰山朝圣的地界，香客们要走三十六里盘山路，直拜到金顶上，叫做‘戴蝠（福）还家’――你怎么样？”还用说么，上！
到过午，由刘编辑陪同，却不知以玫瑰闻名的涧沟村，就在眼前！
迎面走来一名中年人，蒙着尘土，拎了把锄头――涧沟大队的赵敏书记，说：“西大坨上，许还有几棵秋玫瑰――上山吧！”
山腰一座灵官殿里，见到一位释普月老僧，八十二岁了。老人很健谈，说早年正殿奉天仙圣母娘娘，各配殿有千手千眼佛、药王、王奶奶乃至“傻哥哥”，还说金顶妙峰山就在“妙”字上。到第二天，赵敏托一位王老大爷陪同，攀石跨涧，引我们往深处去。“瞧！这儿真有几朵秋玫瑰！”老人哈腰一伸手，把含了苞的花骨朵儿给了我……到晚上，由赵敏陪我们去串门儿：见老杜家有新缝纫机，杜小伙子有新手表，还听老杜嫂随口说“三年前要有这些新玩艺儿，准抓你个‘典型儿’！”说着，杜嫂又笑个不停……直到第三天黎明，我把这秋玫瑰夹到本子里，揣入怀中，悟出妙峰金顶，正将“妙”字变成新的含意……
等到1979年10月1日上午，我买了人民日报，见《大地》登了我的《芳香的事业》（即《妙峰玫瑰》）。我打电话跟袁鹰说：“可算是‘戴蝠（福）还家’了！”说得袁鹰大笑。
此后一发而不可收，一连在《大地》写了《万春亭远眺》、《访秋瑾墓》、《金色八十年代》，及发往天津、上海、福州等地文章。
五
1982年初秋，《北京文学创作丛书》的《韩少华散文选》就要出版了。我寄出一信，想请袁鹰同志作序。
不久，袁鹰同志将《序》寄回我这里。给我很深的印象是“李商隐拈出‘刻意’二字来赞誉杜牧写作态度的严谨认真，艺术手法的精细和入微，不能不说是一种知音的评价。而‘刻意’二字，我以为韩少华同志是差近似之的”。我竟忘情了……到1983年春，我将《韩少华散文选》捧上，送给袁鹰同志。
可惊喜之外，我一下子又迷上了报告文学，写了如《勇士：历史的新时期需要你》、《继母》、《晚霞》、《甘芳的根》等作品。
以后约两年吧，我再没能见过袁鹰同志。
忽有一天，我在酒仙桥内一工厂同刘绍棠、郑万隆等人，正要开会，就见袁鹰同志赶了来，且坐到旁边，跟我紧邻。我朝他点头笑了笑，他呢，也向我微笑着。会后要参观厂房，我就边走边跟他说：“我瞄准这里一名工程师……”他又笑说：“其实早在开国三十周年的《妙峰玫瑰》，你就已是个‘报告文学’啦。”我这才恍然！
1984年秋末，我来这金台西路一宿舍院落里，看望袁鹰同志。上前叩了门，门开了，真是袁鹰同志。他笑容可掬，让我进到一个书房去。看这屋子不算大，有两个玻璃橱柜和一个书桌。等我落了座，他给我泡了茶，也正袅袅着；又问有没有新闻。我就说：“最近，学院中文系要开写作课，想请教一二。”他微笑不语，许久才说：“课我多年不讲了。”他又让了茶，“你是学院要开写作课的，要讲话；我呢，却是看报纸、看新闻，不讲话――是不是？那你我……”我像有些明白了，没再言语，就将茶自饮了……
六
我曾见过1985年6月份出版的《散文世界》杂志，是在东城一书亭见到的。页后是冰心和吴组缃的顾问，林非为主编。又看扉页和末尾，想了想，没买。
1987年春末的一个下午，忽见袁鹰同志给我打来电话，说约一小时就到。我忙泡上浓茶，酽着，等他来。
袁鹰同志一进门，汗就已下来了，接着饮了两三碗，且扇着折扇，才说：“《散文世界》要接手，顾问冰心和吴组缃二位不动，还有唐达成，同是主编。以下编委林非，也不动。再下面就是你大都认识的了。怎么样，一起干吧？”
我心想，这准是袁鹰同志一手操办的，而自己，可是个新手，却忽又想到，那我居然也成了“报人”或“杂志人”了呢！
缓了缓，我点点头：“好，我干！”又给他添上茶……
我上任当了《散文世界》编委，且轮流“坐庄”，不过两年。回忆时，首推汪曾祺先生所写的《林肯的鼻子――美国家书》。一个是“林肯墓”的“墓”，一个是“中山陵”的“陵”，我看二者本不甚相同，或基本不同。而汪曾祺说：“《林肯的鼻子》还是要得的”，“很需要倡导这种‘createdcguae’的精神。”那就“让我们平等地摸别人的鼻子，也让别人摸”！要知道，那可是也写于“1981年10月1日爱荷华”，说的是一个美国，一个中国，且多有鲜活感――两全其美，两不耽误！
这《林肯的鼻子――美国家书》原稿，我至今保留着，不知袁鹰可否知道？想到这儿还是忍不住扑哧笑了，傻笑他的“鹰”鼻子……
1991年5月11日晨，我从杭州讲完课，乘火车回京途中就因病住进医院。出院后在家养病。
1992年初春，袁鹰先生来一信，见有线装蓝色小书一本，上写：
少华兄病中清赏
祝早日康复
袁鹰 九二年春
可那时我心脏乱跳，什么宣纸，什么样式，顾也顾不上了，又住进医院，动了手术……
到1995年秋，我竟在什刹海文采阁，同袁鹰先生再次握了手。当时，我已坐上轮椅。他说了一句话，至今我还记得：“退三步，进两步，也是好的！”
后每逢春节，彼此也遥赠贺卡。
2009年冬末，中国作家协会将在北京饭店金色大厅召开联欢会。看着请柬，我犹豫了。到第二天，我的学生张梦阳来我家：“袁鹰先生也来了呢……”唉，我后悔没去看望他。
重把袁鹰先生在1992年春赠我的小书――《忆》拿来，封面为线装，深蓝暗纹。仔细看，隐约有孙春台的封面画：瓶及插花，下为三足炉鼎。内则宣纸，竖行。有《忆》之目次：自序、题词、诗三十六首，必是俞平伯书写的。作画为丰子恺，共十八张，内有彩色七张。后则跋，由朱自清，即佩弦所为。不必问，也自是俞平伯手抄的。反正我爱不释手了。是愉快，是性情，还是散淡，或许兼而有之？而袁鹰先生之与我，也早是亦师亦友，且是挚友了吧？
袁鹰原为田复春，改名田钟洛，江苏淮安人。他曾送我散文《秋水》、《渡口》、《青山翠竹》、《泥河》……且在报上看到巴基斯坦总统给他颁发了“领袖之星”勋章。
2009年3月20日春分，于四块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