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须沟》剧照，于是之饰程疯子（左），韩冰饰程娘子
我还没见过一个演员像于是之那样聪明敏感灵透。他能体味人生最细微的感情，表现人物最特别的气质，他能把各种各样的人物塑造得玲珑剔透、栩栩如生，
人说外甥像舅，于是之得了他的舅舅著名电影演员石挥的遗传。其实，石挥不是他的亲舅舅。于是之自己在《信笔写出来的》一文中说：“他不是我的亲舅舅，我母亲的娘家姓任不姓石。我所知道的只是我母亲管他母亲叫四姨，我则称他的母亲为姨婆婆。”不过，他们确是亲戚，两家来往密切，从相片上看于是之和石挥长得很像。于是之从小受到石挥、石诚兄弟不少感染帮助，热爱戏剧，先被同学拉去演戏，后来又经石诚介绍，参加了进步戏剧运动。
我与他共事多年，往来很多，但是直到读了他的文章，才知道他的身世竟如此曲折、凄惨。他的母亲16岁嫁到于家。于是之的父亲是过继来的，因为祖父身体不好，不但不能生育，连房事都不正常。祖母的脾气就乖戾起来。过继的儿子结婚了，她就折磨这一对新人。
父亲实在受不了，一气之下别家从戎。好几年之后，父亲总算在军队里混成了个小官。叔叔婶婶就怂恿于是之的母亲去找父亲。母亲自北京去唐山那年，已经29岁了，第二年也就是1927年生了于是之。16岁出嫁，30岁方得一子，母亲该是多么快活。然而，万万想不到，这个快活竟如此短暂，于是之百日那天，父亲阵亡了。
这孤儿寡母只得又回到北京，生活在脾气乖戾的祖母身边。祖母与母亲都不识字。后来，祖母已殁，就依靠母亲做针线活与亲戚本家们的接济维生。
于是之上学上到15岁，一位本家来说：“现在大伙都不富裕，你也不小了，出去找点事做吧。”可事情并不好找，母子俩只得过着“一当二押三卖”的生活。没有多久，母子俩的小屋就显出空旷来，只剩下一铺炕了。后来，工作总算找到了，于是之去给一个日本仓库当“华人佣工”。再后来，过去的同学又给他找到在伪衙门里当抄抄写写的小录事的工作。
在这样艰难的境遇里，于是之却如饥似渴地读书。还在中学期间，他就迷上中国古典文学与音韵学，梦想长大当个学者。找工作期间，几位好友曾带他混进辅仁大学听课。16岁当了小录事之后，他又在晚间去夜校学习法语与法兰西文学。每天上下班的长路上，他一边走，一边背古文或法文单词。
1944年夏天，法文夜校放暑假了。他的老同学们拉他去演戏，在法国剧本《牛大王》里演男主角，一个穷青年。他想这不难，就答应了。没想到，他从此迷上了演戏。抗战胜利了，伪衙门的小录事没得做了，石挥的弟弟石诚就把他拉进地下党领导的祖国剧团。那年他18岁，这是他戏剧生涯的正式开始。
石诚每月给他一点钱，让他供养母亲。母亲一向少言寡语，多大的委屈与不幸，她都默默地忍受。她知道于是之演戏，却从来没看过。赤贫与苦难渐渐地消融着她的生命。她病入膏肓，但是无钱医治，总是静静地蜷曲在土炕的一角。
1948年，地下党的同志来家给于是之送书，并告诉了他去解放区的路线和接头地点。等小屋里只有母子二人时，母亲说：“你是要随八路去吧？娘累赘了你……”于是之找不出话来安慰母亲，他只盼着母亲能熬下去，熬到过上好日子的那一天。但是，母亲熬不下去了，1948年底，就在北京城快要解放之前，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1950年，北京人艺要排老舍的《龙须沟》，分配于是之演程疯子，对他来说这真是天赐良机。于是之自己写道：“剧本的第一遍朗读，已经把我带到生我长我的地方。那些人，我都似曾相识；那些台词，我都是一句一句听着它们长大了的。这以后，在工作中，我不断地想起许多故人往事：四嫂子让我想起我的母亲，王大妈也让我想到我的一位亲戚……”
即使有生活根底，像于是之般没有经验的年轻演员，要演好性格复杂的程疯子可也不容易。幸亏，他碰上了焦菊隐这样的好导演。焦先生让剧组下去体验生活。他说：“演员体验生活时，应先普遍深入这一阶级阶层中去观察体验，不该奢望一下子找到典型，应先找类型，最后形成典型。”这话使于是之茅塞顿开。此前，他在《胜利快车》中演一个党员木工。一到长辛店体验生活，他就请工人们帮他找跟这个角色相似的人，结果怎么也找不到。
因为程疯子以前是艺人，于是之就到茶馆里去，请人教他唱单弦。一到茶馆，他发现，他是找到了一大群与程疯子有血缘关系的人了。学不学单弦不要紧，了解这一群人的身世、性格、心理甚至动作习惯，却是至关重要的。在泡茶馆中，他明白了，这些人所以到这里来，无非是想找到一个温习故日生活的所在，正如程疯子住在臭沟边的破杂院里，还在脑子里自我陶醉着。而他们请安、作揖，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教养，并不太有尊重对方的因素。
他又向焦先生请教：“那么，程疯子究竟疯不疯呢？”焦先生介绍他看法国作家法朗士的《论文艺中的疯子》。法朗士说：“在疯子眼里，所有的别人都是疯子。”于是之说：“我是接受了法朗士的话的，我疯不疯由医生判断，反正我有我的逻辑，一套完整的逻辑。在排演场中，只要我一意识到自己演的是个疯子，就会制造出许多莫须有的眼光或动作，结果会失掉我的角色。焦先生也很注意这一点，发现了就给我指出来。”
那么，龙须沟的人又为什么叫他程疯子呢？于是之认为，这个旗人子弟出身的艺人集自尊与自卑于一身，一方面为靠老婆吃饭而苦恼，一方面又觉得自己是好出身，与众不同，总是生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另外，在外形上，他请安、作揖，保留了许多旧艺人的习气。在龙须沟的穷人们看来，他实在是个异类，是个疯子。
整出戏由解放前到解放后，程疯子由疯到不疯，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怎样来理解来表现呢？于是之很着急，最初他想，我要把角色理解清楚，再去体验生活。但焦先生和事实都告诉他，这是不对的。他是通过体验生活，才逐渐认识了程疯子的。他在《我演程疯子》一文中说：“解放前的程疯子，在一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境界中，勉强培养出一个自己的小天地来……解放后，沟真的修了，而且程疯子也看上自来水了，有事情做了……程疯子性格的发展与其说是从‘疯’到‘不疯’，不如说是从‘不实际’到‘实际’。”
试想，假如不是焦先生的引导，假如不是于是之的用心钻研，程疯子一角很可能被演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人物的复杂性就被简单化庸俗化了，老舍先生剧本的深刻性也就大打折扣了。《龙须沟》被誉为解放以后第一个现实主义的优秀话剧，老舍和焦先生功垂竹帛，于是之、叶子、郑榕等一批演员都是作出了卓越贡献的。
1957年底，《茶馆》开排，导演焦菊隐挑选于是之演主角王老板，这与老舍的意思不谋而合。凭心而论他确是最恰当的人选。于是之非常喜欢《茶馆》这个剧本和王掌柜这个角色。他一下就想起了小时同院的邻居陈大爷。他在于是之上的小学里当校工，看门房兼司摇铃。他精明能干，从不放松对学生的种种“纪律教育”。他穿着干净，夏天一身雪白裤褂，也要用黑腿带扎起裤脚，再配上白袜黑鞋，黑白分明，一如他那双精明的眼睛。1957年，为排《茶馆》，于是之又去访问了他。于是之在《〈茶馆〉排演漫忆》一文中说：“譬如王利发第二幕的手，一种虽常操劳而好干净的人的手，便是我从陈大爷的身上‘剽窃’来的。一个演员捕捉到一个对角色最恰当的手势，是多么要紧的呐！”
于是之一边读剧本，一边冥思苦想，积存在心里几乎要被他忘却的故人一个个呈现在眼前，有的清晰，有的模糊，这就要再向生活挖掘，不断滋养自己的角色，使它渐渐在心里成长起来。于是之写道：“‘要想生活于角色，先要叫角色生活于自己。’‘要想创造形象，首先得有心象。’焦菊隐先生的这些话我总难忘记，而且只好照办。因为此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以为，他的这个关于‘心象’的学说是极科学的。”于是之非常准确地掌握了焦菊隐导演学说的精髓，又坚持不懈地身体力行，这是他的表演艺术不断升华的源泉之一。
于是之在《演“王利发”小记》中说：“含蓄是艺术的本性，没有含蓄，就没有艺术。”他在文章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第三幕，王掌柜决心把他的儿媳、孙女送去解放区，既是生离，又是死别，他演起来常常不由自主地落泪。他写道：“究竟怎么演？一字一泪，哭腔哭调地演，还是另外的演法？研究一下生活吧。王利发这时一定不愿意哭，他要控制住自己，并在亲人面前装作轻松，当儿孙们欲哭时，他甚至还要申斥，为的是要他们迅速逃出这灾难的虎口。因此这个悲剧的小片段，就不能直接去演那个‘悲’，而要多演那个对‘悲’的‘控制’，甚至强作欢笑。这么演就可以较含蓄些，也可能更感人些。”这段话说得多精彩！于是之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演员呐！
记得1958年人艺首演《茶馆》时，我就感觉于是之的表演已经达到了一种出神入化，与人物融为一体的境界。他对王利发形象的把握非常准确到位，把他的方方面面都演得恰到好处，而且与台上的各式人等周旋得游刃有余。他分明是在演戏，认认真真地演，但你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走，把他当成王掌柜，完全忘了他是于是之了。他在台上那么活泛，那么戏剧化，可又非常含蓄，没有一丝过火。
老舍先生原先给《茶馆》设想的结尾是，说书人是革命者，在宣传革命时，不幸暴露。王掌柜为掩护革命者，奋力救了说书人和听书人，自己饮弹牺牲。在“大跃进”的年代，为了加强剧本的革命性，老舍先生这样写一个光明的尾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于是之越想越觉得不太妥当。当老舍先生一再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犹豫再三，终于鼓足勇气说，结尾能不能改成“三个老头话沧桑”，然后王掌柜就进屋上吊了。老舍先生当时没说什么，可几天之后就把于是之找了去，兴奋地告诉他，结尾重新写出来了，三个老头尽情话沧桑之后，是三个老头漫天撒纸钱。
这场戏一经排练，立即博得各界喝彩。这两个结尾的优劣是太明显了。一个演员，能把角色演好已相当不易。而于是之不但能出高招，帮剧作家改剧本；还能让老舍先生这样的大家接受，进而写出如此精彩的“华彩乐段”。于是之的修养、爱用脑、善用脑，由此可见一斑。
(本文由张定华口述、辛夷楣执笔，摘自《记忆深处的老人艺》，辛夷楣、张桐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5月第一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