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秋，我由北大搬到了社科院宿舍后，给老师冯钟芸先生写了一封信，托她请任先生给我写个书斋号：“独行斋”。斋号、别号之类纯粹是附庸风雅，而我自己古典文学素养又很差，很担心冯先生不给我要或任先生不给我写。然而，喜出望外的是，不久，冯先生捎信来，
那还是“四人帮”统治的1968年，北大两千多名教职员工被发配到了江西南昌鲤鱼洲北大五七干校“热处理”、“劳动改造”，冯先生和我名列其中。耕田、插秧、割稻，夏季40OC高温，冬季逼人的严寒，受了两年非人的待遇。那年春节，我爱人打电报来，说孩子病了，要我“速回”。但好说歹说，告不下假来，急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正好，冯先生得了一个“探亲假”，可以回北京一趟。我赶紧找到冯先生，请她在天津拐个弯，去塘沽看看我的老婆和孩子。这实在是个自私得不能再自私、让冯先生为难得不能再为难的非分之“请”！当时，任先生也在河南“学部”（社科院前身）五七干校，短短几天的“探亲假”，我却偏偏要从中插一杠子！现在想来，都觉得汗颜。然而当时，在情急无奈之下，硬是这样做了。没想到冯先生一点都没犹豫，嘱咐我给她写一个详细地址，便匆匆上路了。也许是托她老人家的福，她一到塘沽，我孩子的病便见轻，她走后便好了。冯先生出身大家，也是看我穷小子可怜，要不，怎么可能答应我那不合理的请求呢？然而，几十年来，我对冯先生可谓一点帮助也没有。每念及此，都很觉对不起她老人家，也对不起任先生。
2003年冯先生以86岁高龄仙逝。3年后，我又找任先生求字去了。那是我的《香港小说史》第二卷要出了，请他老人家题签。谁知题签之后却换了出版社，要改为《香港小说流派史》。任先生左眼已近失明，怎好为这两个字再打扰他？经和任先生商量，决定“流派”二字就用宋体，不再写了。出版社嫌宋体与任先生的题字不太谐调，便灵机一动改成了“舒（同）体”，倒也颇为浑然一体。当我给任先生送书时，他不禁莞尔。我对任先生发了几句牢骚，无非是出书更难，小文章也懒得写了之类。老先生马上表示异议：“不管难不难，还是要写；出不出不管它，就是要写。”
老先生语气毫不含糊，像板上钉钉一样。不用解释，我深知这是充满深情的良言。
任先生，安息吧！我将永远记住您的墨宝和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