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努特・汉姆生与挪威汉姆生年的官方标志
西格丽德・温塞特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下周二，即8月4日，是挪威历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2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1859-1952）诞辰150周年的纪念日。挪威政府已将2009年命名为“汉姆生年”，由此展开的一系列纪念活动届时将达到高潮。然而，由于汉姆生亲纳粹的污浊历史，纪念活动招致了国内国外的强烈批评。在反对者们看来，坏蛋不该得到任何关注。
荣耀和耻辱皆归于汉姆生
挪威《晚邮报》报道，在南海岸小城格里姆斯塔，一尊汉姆生胸像刚刚安放于广场，即被人涂抹上了纳粹的?字标记，这使得当地警方不得不对9月份将在该镇举办的大型纪念活动重新进行安全评估。
在汉姆生的出生地、山城沃格，另一尊塑像也在等待揭幕典礼的举行。81岁的雕塑家斯库莱・瓦克斯维克（Skule Waksvik）再现了一个“傲慢和带有贵族派头的”汉姆生，现在他开始担心作品的安全。他说，创作的时候只想着汉姆生的文学成就。
反对的意见并非只表现于游击式的泄愤之举，事实上，纪念活动在许多方面大受冷遇。2006年，挪威纪念易卜生去世100周年时，共募得6830万克朗，而汉姆生年在活动开始前只筹得了1150万克朗。
但挪威中央银行首次发行了汉姆生纪念币，耗资2000万美元、六层高的汉姆生中心揭幕在即，汉姆生国际学术大会即将召开，27卷本的汉姆生文集亦将出版，加上多场展览和演出，对所有这些活动，支持者认为过于低调，反对者则认为张扬的过了头。汉姆生年的组织者不断对外强调要一分为二地纪念，将其文学成就与政治立场区分对待。挪威外交部为此辩解说，纪念汉姆生是为了勇敢地面对过去，以让后辈从中得到教训。
致力于大屠杀历史教育的瓦伦贝里国际基金会就纪念活动强烈批评了挪威政府，指出不能忘记汉姆生是“纳粹政权的狂热支持者”，而且“死不改悔”。挪威今年刚刚就任27国参加的大屠杀教育国际特别工作团的主席之职，因而主办这样的庆祝活动便更加令人难以理解。该组织为此致函挪威有关机构，指责“汉姆生年”的纪念活动破坏了国际社会对大屠杀的认知努力。
在这种情况下，索尼娅王后出席纪念活动的开幕展览，以及王储妃梅特・玛丽特出任组织机构的名誉主席一事，不免令许多人感到惊讶。
两个作家，两种选择
汉姆生自学成才，少年得志，30岁时已经写出大作《饥饿》，1920年又因史诗般的《大地的成长》获颁诺贝尔文学奖。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曾说，汉姆生乃“现代文学之父”。挪威首位现代君主哈康七世亦称，汉姆生的作品是挪威精神的反映。毫无疑问，从文学成就上讲，汉姆生是个伟大的作家，但从操行上看，他足可遗臭三千年。
20世纪30年代，汉姆生和太太玛丽成为纳粹同情者，爱纳粹，反英美。1940年，德军入侵挪威，汉姆生公开呼吁同胞“扔下武器回家。德国人正在为我们全体而战斗，以粉碎英国加诸我国人民的暴政。”战争期间，他亲往拜会希特勒与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甚至将所获的诺贝尔奖章作为礼物，赠与后者。希特勒自杀后，他赶写悼文，追颂20世纪头号恶魔是“一位勇士、人类的勇士，传扬全世界公义福音的先知”。
战争结束时，四面楚歌的汉姆生遭到逮捕，仍无丝毫悔意。挪威政府宣布他是精神病人，软禁于病院，他虽因此逃脱刑事审判，却被提起民事诉讼，法庭最终判令他向国家支付赔偿。
以色列媒体对汉姆生纪念活动给予了极大关注。半年来，读书报记者不断看到《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等报章就此刊发评论，其中不乏措辞强烈的批评，而《邮报》所刊华盛顿特区大卫・怀曼大屠杀研究院院长拉斐尔・梅多夫（Rafael Medoff）的文章却意味深长，他提醒读者，不要忘记挪威还有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格丽德・温塞特（Sigrid Undset，1882-1949），如同“汉姆生的道德反照”，温塞特女生始终是纳粹主义的坚定反对者。
温塞特以描写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生活的《新娘・主人・十字架》三部曲传世，为此荣获1928年的诺贝尔奖。1940年，她逃离纳粹阴影下的挪威，一俟在纽约立足，很快便出任了拯救欧洲犹太人紧急委员会（又称柏格森组织）的联合主席，向罗斯福政府施压，以解救犹太人出水火。
1942年秋，汉姆生高声歌颂的纳粹，正在将700余名挪威犹太人驱往奥斯威辛，温塞特领导柏格森组织，以集会、报纸广告和院外游说的方式，敦请美国出手营救。梅多夫写道，如今，“挪威政府完全无意为她的生平和作品举办任何全年性的纪念活动，奥斯陆一言不发，没有为她树立过雕像，甚至不曾举办过展览，以承认她的文学和道德成就。”挪威政府“没有荣耀温塞特这样的‘大屠杀的反对者’，相反却荣耀了其支持者”。
“20世纪40年代，温塞特和汉姆生做出了各自的选择：温塞特与善并肩，汉姆生与恶为伍。”梅多夫写道，“今天挪威也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敬畏大屠杀的记忆，要么加以亵渎。二者不可得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