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年前，我开始在祖父教诲下读启蒙读物，但并不是时新的新版教科书，而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和《幼学琼林》等等，都是扫叶山房极简装的线装书。祖父常命我用这种本子和好一点的版本对照诵读，纠正错讹。当年虽然不懂版本校勘之类的专称，但亦算一种初步的童蒙训练，成为我与古旧书结缘的开端。
七十多年前的1937年7月，日寇侵占天津，我们全家从“中国地”逃到法租界，托庇于另一个帝国主义者。我被送进离新家最近的旅津广东中学就读。学校离天祥市场只有十来分钟的路程，所以下午放学后，我常到天祥市场去逛，看到二三楼有不少书店和书摊，主要是古旧书，当时我还不太懂书，只是逛逛看看而已。直到进入高中，才渐渐开始在店摊徘徊，东翻西看一些书，听一些长者谈论书，尤其是那时古旧书店老板都有不少古旧书的基础知识，待人也很和善，欢迎人在店堂看书。熟了以后，老板常让伙计搬凳子让我慢慢看。有时店堂清闲，老板还叫学徒沏一壶“高末”，和他对坐谈学问。我常从这些好心老板处得到许多版本目录的知识，为我了解古旧书奠定基础。我亦偶尔用节省下来的零用钱买点便宜的古旧书。这种逛书店、书摊的习惯，一直延续了几十年。
60年前，天津解放，古旧书散出不少，价格也跌差很大，我在京津两地的书摊和街头地摊上，论捆买到不少古旧书。粗加整理，较多的是清人年谱和皇历。年谱引起我日后撰写《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的兴趣。那几十本皇历有不少是挨着年的，可惜在“文革”中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们葬身在家门前那堆无情的烈火中，我那不轻易流的眼泪，不自觉地顺着面颊流下来，而那些无知的男男女女却哈哈大笑地欢庆自己的战果。至今想到那些无法弥补的损失令人痛惜。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从北京被调任到南开大学任教，由供给制改为工薪制，有点余钱，加上一点小稿费，可以买点古旧书。那时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文潜教授是一位和善敬业的长者，他爱书，对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建设有很大贡献。我因有点版本目录学的基础知识，所以常受冯老的委托，帮助馆里采购古旧书。我不仅借此过目不少古旧书，还结识几位古旧书业的行家，如张振铎、王振永、刘锡刚等人。张振铎有很丰富的古旧书知识，特别对刻工有研究。我曾在我所主编的《津图学刊》上发表过他研究明代刻工的文章，他现已90高龄犹矍铄善谈。振永和锡刚主要跑南开图书馆，振永和我有更多的私交，所以经常到我家来聊天，有时拿些好版本书给我看。有一次送来两种《书目答问》批注本：一是天津藏书家刘明阳的批注本，一是邵次公的批注本。我连夜过录，数日后始归还。这一过录引起我广搜《书目答问》批注的兴趣。历时半世纪，终于完成《书目答问汇补》一书，利人使用。当这一著述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时，我不能不感谢他的友情，也不能不归功于古旧书行业从业人员对我的启示。想到当前古旧书业的衰微和从业人员与读书人的远离，不禁感慨系之，令人黯然神伤!
五十多年前，我有了点积蓄，很想实现多年的梦想――入藏一套盒装二十四史。经过冯老斡旋，我以较廉的价格买到一套五洲同文版的二十四史。以后又陆续购置了一些古旧书，渐渐丰富了我的藏书。每当晨光熹微和夜色深沉的时候，独自在书桌前寻行逐墨，读自己喜欢读的书，真有他人难以想像的乐趣，有一次，读书读到兴头，得意忘形地把书放下，拿起墨笔在一张花笺上，写下南朝目录学家阮孝绪的一副联语：
“晨光才启，缃囊已散；宵分既漏，绿帙方掩。”
我虽然没有宋人苏舜钦读《汉书》得意时，浮一大白的豪情。有时不免情不自禁，有些激动，只是这一次表现得更突出些。写后，又不觉哑然失笑。
四十多年前，这一面墙的二十四史竟于1966年的8月间，丧身于红卫兵的“文革”烈火中。另一些线装书，也都不是充公，便是烧掉，我的数千册古旧书几乎一扫而空，仅剩下从灰烬中扒出和后来所谓发还的查抄物资，总共只有百多册。2004年10月，我想念那批书，写过一篇《我的线装书》的小文，来悼念这些无声的密友。
30年前，一切纳入常规，但古旧书尚未见大起色，书价亦较便宜，一些有心人独具睿见，广事搜罗，延续了古旧书精华的寿命，也造就了一批新兴藏书家，其间韦力君贡献尤大，我有幸在京观其部分所藏，精华萃聚，不禁令人瞠目而叹为观止。社会上淘书藏书，一时成为风气，而古旧书的书价则日趋高昂，非一般寒士所敢问津。
八十多年与古旧书相伴的个人经历，不过微乎其微地略见古旧书业的一小侧影。时思有智者出，为此行业追本溯源，条分缕析，成一全面完整之论著，以飨众望。三年前，得金陵藏书家徐雁赠所著《中国旧书业百年》，全书达百余万字，资料搜求完备，论述条理清楚，我读书未遍，类此著述，尚为首见。所著共九篇，以首善之区为发韧，通贯历史，展望未来。前无依傍，独自架构，洵为创意之作。卷首《弁言》九章，约六万余字，网罗当代学人论述殆尽，九九相合，意味顶级吉祥。是书推陈出新，廓清迷雾，多有妙谛。
十步之内，必有芳苹。徐君成书之际，河南赵君长海已在启动《新中国古旧书业》之课题，在2008年7月完成。虽与徐著有体例之差异，而其主旨则一，上下连贯，网罗散佚，并读之余，视作中国古旧书业史亦未为不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读徐、赵二著，各有优长。若能以二书为基础，合成一《中国古旧书业史》则上下贯通，横不缺项，为读者提供一完整专史，雨露广被，何其幸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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