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在走向“富矿”。这走的过程中，有诸多伴随着鲜花与掌声的幸福，也有诸多面临重复与挑战的困惑与茫然。和平年代如何创作出具有经典意味的作品，是作家们一直苦苦思
军旅文学滑行前进
长篇“激情”系列完成以后，石钟山又陆续创作了“幸福”和“天下”系列小说。“天下”系列小说的创作始于2006年，前两部分别为《天下兄弟》和《天下父母》，最近刚刚出版的《天下姐妹》则是三部曲的完结篇。
石钟山认为，近年来军旅文学变化小，突破性小，固守自己传统的、熟悉的东西，缺乏反省意识。“这种现象与大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最近两三年的军旅文学处在调整期和休养期。”石钟山说，前几年《亮剑》改变了军旅文学传统的观念和思路，带来些新鲜的东西，但这几年军旅文学却依然滑行前进，没有太大突破。“改变这种状态，不是靠某一两个作家完成，而要靠群体的努力和沉淀才能有突破，或者需要某种文化的或社会的变动，甚至也可能是战争或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才能使人们思想上产生对传统观念的否定，才能产生新的、自然而然的变化。太平静的生活对人们的触及太小，无法思辨，因循守旧。”
在这种情况下，石钟山所做的就是挖掘人性的内里。2008年石钟山出版了《中国血》、《最后的军礼》、《地上地下》等长篇小说。从“激情”系列，到“幸福”系列，再到他的“天下”系列小说，生活环境和主人公的身份都被放在了部队这一特定环境中，除了石钟山本人对这些生活的熟悉之外，更重要的是，军旅生活有着她独特、新颖的不可取代性，使主人公生活的平台更具有了典型性。石钟山把自己创作中对人性的开掘称之为“自己跟自己较劲”。从题材来讲也许没有太多变化，但是比过去的作品更深入。“这不是质的变化，只是过去创作状态下平面的前进，不是逾越的高峰，甚至没有超越自己。”他说，这也是调整的过程。不经过焦灼的阵痛没有新生。对这一类题材思考多了，自然逼迫作家进行新的探索，走出新的路子。
军旅文学的五次浪潮
“以《我是太阳》和《历史的天空》的出现为标志，军事文学第五次浪潮已经到来。”现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策划部任主任的作家柳建伟，把《林海雪原》时期归为第一次浪潮；第二个浪潮接续17年，以魏巍的《东方》和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为开端，包括曲波的《桥隆飙》等；第三次浪潮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以黎汝清的三部曲《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及莫言的《红高粱》等作品为代表；第四个浪潮，包括周梅森的《大捷》、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王火的《战争和人》都是那一阶段的产物；第五次浪潮中，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使军旅文学达到较高的程度，2000年出现了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和都梁的《亮剑》，影视与图书的联姻使这些作品影响更大，同时把战争文学向前推进了一步。
这时期，柳建伟好像一直在等待观望，一直在写现实题材的作品。他有一个大的多卷本的《静静的顿河》式的小说构思，十五六年前就开始构思，直到写了十几年包括《时代三部曲》在内的现实题材的作品，柳建伟依然沉着气不动笔。他想再沉淀一段时间。“我们的抗日战争是一个富矿，我们现在的文学作品所达到高度，和这座富矿的含金量比，有很大距离，十几年前我有这种感觉，现在还是这种感觉。”柳建伟谈到，我们对战争的认识有了提升，军旅文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对个体的关注，二是对时代的关注，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如狄更斯所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文学应该关注的两个事情。
军旅外壳包裹的富矿
早在1982年，朱秀海的一部短篇就被外文局翻译成英文版《在密密的森林中》在国外出版。军事题材被翻译出去的不多，朱秀海认为原因主要还是创作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我是部队作家，就是宣扬爱国主义。军旅文学还是有一定的读者群，且比较集中。”朱秀海对目前这种状况表示满意，倒是《乔家大院》，因为作品一下碰撞了整个时代、民族都在呼唤的诚信，一年发行20多万册，他觉得是个例外，反而“不正常”了。
从创作心态来讲，朱秀海觉得外部变化并没有影响自己的内心。“可能我比较闭塞，从我开始写作，就没怎么受环境影响，也不应该有太多影响。即使外部有变化，我也不希望感觉到外部的变化。你就是一个军旅作家，你在感受你的生活，在写你所理解的生活，通过军事文学这个渠道反映你对世界的认知。而且从年轻时到现在，不仅是我，一大批军旅作家内心并没发生太大变化。”
早期创作中，石钟山对题材的选择并不确定，没有规划，甚至可以说是盲目创作。90年代末期，从“父亲系列”开始，石钟山的创作逐渐走向成熟，确定以军旅题材为自己的创作目标。“没走进去时不觉得是富矿，越走越发现含金量之大，在军旅外壳的包裹下，会逐渐发掘出更新奇的值得完备的富矿。”石钟山不认为这座“富矿”某一天会枯竭。他自信地说，什么题材也写不尽，关键是看你能否求变求新，写出跟别人不同、跟自己不同，写出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不穷尽，具有思想性的好作品。
和平时期，战争题材的创作对于作家们来说既是平静的，也是有挑战性的，因而无法再现战争的困惑也时常浮现。对此，石钟山表示：“战争对我们来说，只是沉淀在思想深处的道具，利用道具呈现我们新的思想、新的思维以及对人性的思考。每个作家都在做出努力和尝试，这是对人性深入思考的结果。我们现在写的作品背景仍然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什么在此背景下的人物跟过去不同？是因为人的观念不同；五六十年之后的作者再写战争题材，和我们笔下的英雄人物会又有不同。文学带给我们无穷的想象。”
如何创作军旅文学的经典
《静静的顿河》、《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战争与和平》……诸多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却都来自国外，中国的战争题材作品为何缺乏经典之作？
石钟山认为，在浮躁的社会状态中，作家对人性思考缺乏深度，思想含量不够，尚未开掘到真正的深层面，战争题材于我们而言只是写出了冰山之一角。“真正沉淀下来也许要等到50岁以后，才能写出带有民族性、真正纯粹意义的人性思考。”他说，作家不应使自己的作品变成坟墓，而应该沉下心来寻找突破口，甘于寂寞和清冷，勇于求变求新，这是生存的标本。
在军旅作家中，徐贵祥的优势无可比拟。他在部队基层待的时间很长，又曾两次去前线执行任务，一次是新兵，一次是任军官。此后，他调到解放军出版社从事出版，博览群书，接触革命战争文化，战争历史、战争理论、战争人物，当然更包括战争文学作品比别人多，接受的战争文化滋养也格外丰富。“军事题材的作品谁都可以写，不论出身，尤凤伟、周梅森早期就曾写过几部抗日的中篇。战争是一种文化，每个作家对文化的接收不尽相同，一是接收量不等，二是接收的层面不同，三是反馈的多少不同，就像阳光照在我们身上反弹出去的效果不同。侧重点不同，消化的程度不同，创作出的作品肯定也有很大不同。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战争，都需要从战争文化的领域里面汲取营养。”徐贵祥认为，写小说要靠实力，小说最好的形式是没有形式。小说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大，怎么把人物写透，需要大量的工作。有些作者在小说里玩结构玩语言，最后把读者绕糊涂了。“我比较传统，属于老老实实把小说当小说来做的人，比较注重基本功训练，我把小说的基本元素练了几十年。没有刻意结构，没有刻意编织，就把故事清晰自然地呈现在你面前。”
军旅文学真正要成大气象，应该在2010年之后。柳建伟说，自己并非像评论家对于军旅文学浪潮的现象进行研究，他只是为自己的梦想做准备。“我研究战争文学所经历的浪潮，都给我很大的启发。和平年代处理战争题材的作品，首先必须熟悉那段历史，要对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有兴趣和热情，要面对它、研究它、鸟瞰并超越它。如果不具备这个能力，就缺乏认识上的不同；其次体现在表达上，基于你的发现有独到的认识，否则写不出与众不同的作品；第三要有与时俱进的思路，还要有一定的前瞻性的目光。再就是要有一种X光的穿透性，在历史和现实间搭建一个通道。”
与石钟山的比喻不谋而合，柳建伟也认为战争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是一个富矿，因为它能够展示小说中人物更为丰富更为波澜壮阔的精神层面。柳建伟强调说，如果我们的战争小说想达到一个被世界认可的高度，首先要解决认识层面上的问题。“作为中国作家，我愿意向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致敬，因为那段历史没过多久，但是他的历史观非常正确，公正，客观，扎实。我们在认识历史上尚有欠缺。战争本身是反人性的，如果只重视历史的传奇性，停留在表层的叙述，没有历史观的沉淀，军旅文学永远不能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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