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仲伦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一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所谓“这30年”之前的历史，简直不堪回首。
1931年正月初一，一个足够吉祥的日子。“九一八事变”还没发生，除了国民党的反动“剿匪”，国家还算太平。这天上午，臧仲伦出生在江南水乡，江苏武进，一个人秀地灵的所在。
年轻人是富有理想和激情的，中学时，他就参加了共青团的地下组织。1949年建国之际，他刚刚高中毕业，怀着理想投笔从戎参了军，本来是要安排入南下部队的，因为是正经高中毕业生，属“高级知识分子”，被留在了南京临时组建的华东军政大学，学校由陈毅担任校长。当时的人际关系是融洽而愉快的，没有尊卑等级，大家可以随便开玩笑。臧仲伦还记得一个例子，当时有人议论，说这个学校人员太杂，小学生、中学生都有，算什么大学？陈毅校长反驳说，我们学校有4万多人，谁有我们大？当然是“大”学。
在很“大”的“学”校里待得不久，臧仲伦调去了华东军区（三野）外国语学校，表现突出，曾在“立功创模”运动中立过三等功。看起来一切都那么好，祖国正在光明的起点，20来岁的年轻人也一样，人生才刚刚起步，而且前途一片光辉灿烂。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阴影无声无息地笼罩过来。镇反运动中，有人完全没有任何依据地揭发说，“怀疑”臧仲伦是三青团成员。这个“怀疑”被写进了臧仲伦的档案，而他本人对此却一无所知。
1952年，国家调整政策，军区不再办大学了，华东军区外国语学校的建制随之撤销，校内教职员工大多转去华东外国语大学（现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臧仲伦却因为“历史原因”，被刷了下来。他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出局了，变成一个没着落的人。
所幸天无绝人之路，臧仲伦决定参加1952年5月初的高考。不是为了要读书，是要找个饭碗，一个安顿的地方。因为从1952年开始，国家教育制度改革，大学不但一律全免学费和膳费，而且通过申请，还有获得每月3块钱的补助。
可是考什么专业呢？这时的臧仲伦高中毕业已经三年，一直在社会上辗转，别的学业功课都忘了，只有俄语还用着，他便决定主要考俄语，此外也胡乱报了医学、工程等好些专业，完全是瞎猫抓死耗子的办法。至于选择报考北大外文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仰慕系主任曹靖华的大名和学识。
从华东军区外国语学校解散到高考，中间只有2周的准备时间。臧仲伦把自己关起来看了十多天的书便进了考场，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考的。不久，高考录取名单登在了上海的《解放日报》上。臧仲伦从中间――北外、上外――一所所大学往下看，到最后也没有自己的名字，心想没戏了，今年没考上。不甘心把报纸翻到前面去搜一眼，最上面是北大，第一个名字赫然就是“臧仲伦”。当年北大在华东区录取了7个人，他是第一名。
人生新的一页揭开了。虽然开头还有些波折――人是考上了北大，地方上却愣是不给他开户口迁移证。他去跑了好多趟，都因为档案里三青团的事被卡着。后来终于搞清楚状况了，负责办事的是个过江老革命，一次说漏了嘴，说臧仲伦的问题不是历史问题，而是态度问题。原来臧仲伦每次去办事，只喊他“秦某同志”，不叫他“秦所长”，秦所长不高兴了。下一次臧仲伦去，秦所长长秦所长短的，很快办妥了一切手续。人生新的一页真的揭开了。
臧仲伦在北大的求学经历也传奇。因为学过俄语，较之没有基础的同班同学，他学得相当轻松。年轻人闲不住，课堂上难免搞点鬼。老师觉得他上课不好好听讲，对别的同学影响不好，劝他干脆跳一级，这样他就直升大三了。才学了一年，1954年，又被保送读研究生，等于大学只读了2年。
反右时，臧仲伦正在读研究生。他那时正在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翻译一本书，天天抱着寄来的清样泡在图书馆，看稿子，没有一句话的言论，没贴过一张大字报。他的委屈就在这里。当时有个分配到外地大学工作的同学来信，问他关于北大大鸣大放的情况，他给同学回信，简单介绍了一下母校的情况，言简意赅地转述了一些言论。这份信的内容被同学转述后，引起其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位同学很坦然，按领导要求交出了私信。结果信中转述和介绍的文字，就成了臧仲伦的言论，由此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而且一戴二十余年。1957年，他研究生毕业，留校任助教。但那经历是惨淡的，9月份开学，11月就开始批斗他，之后的岁月里，同学、同事都对他冷眼相待，见面都不打招呼。他是另册上人物。臧仲伦说，他以前一直是个年轻的、要求进步的学生，但那些岁月里，他脑子里最经常响起的，就是《阿Q正传》里的那句话：“不许革命”！
译事多艰
5年时间，北大本硕连读，但臧仲伦学成毕业后，没有一天用到自己所学的专业，只是无尽的运动，连谈婚论嫁都耽误了。也曾在文革期间偷书看，也曾在繁重的劳动期间默背外文。但是，等到1972年摘帽时，臧仲伦自称已“心如死灰，只想做个享有公民权的普通人，娶妻生子，了此余生”。这位1957年毕业的研究生，直到1970年代末，名义上还只是“资料员”，结婚时单位介绍信写的是“教辅人员”。
1977年末，社会环境渐次回暖的季节。臧仲伦也跃跃欲试，想做点事情。但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成见和老规矩、老习惯还在，门槛也多。他在彷徨中无所适从：一方面不甘心蹉跎岁月，欲罢不能，另一方面，作为“有历史问题”的摘帽右派，能干什么和怎么干，又不得其门而入。
就在这时候，他从报上报道得知巴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长篇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臧仲伦在1950年代读研究生时，就购买和阅读了苏联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往事与随想》。他想学一点前辈翻译家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就从北大图书馆借来了巴老在20世纪50年代翻译的《家庭的戏剧》（《往事与随想》第五卷的一部分），中俄对照，逐字逐句地研读。
在此过程中，他固然体会到了巴金翻译的一些妙处，但也发现了一些误译和翻译欠妥的地方。但以他的温绵性格和被长期曲折的经历，没有足够的勇气向“处庙堂之高”的巴金“提意见”，尤其担心自己“没事找事，自讨没趣”。但他的妻子胡明霞却是天然的乐天派和爽快人，她鼓励臧仲伦试试看，大不了碰个钉子，也不损失什么。臧仲伦这才写了封“言词恳切”的信。因为不知道巴金的地址，信是寄到《文汇报》编辑部请求转交的。
信于1978年3月初发出后不久，他收到了巴金的亲笔回信。信中写道：“仲伦同志：谢谢您的信，也谢谢您那些意见……”并自认翻译错误有的是“照英译本译的”，有些则是自己“弄错了，不能怪英译者”，表示重译时一定参考臧仲伦的意见，并请求臧仲伦为他校订《往事与深思》（巴金最初所译书名）的新译文。
巴金亲自开启了臧仲伦翻译事业的大门，从此，在北大筒子楼一间十四平方米的陋室里，他挑灯夜读，开始了兢兢业业、夜以继日的工作。他的优势是能够对照俄文原文校订，比如书名《Былоеидумы》，以前有人译成《往事与回忆》，巴老改译为《往事与沉思》、《往事与深思》、《往事与思想》等。臧仲伦提出若契合作者本意，译成“随想”、“随感”、“杂感”更妥当些。巴金因此将书名定为《往事与随想》，并称“从这里我得到启发，我为我晚年的主要著作《随想录》找到了名字”。
像所有的老辈学人一样，臧仲伦在工作方面严谨、规范、一丝不苟，他有一个大笔记本，逐年记录了他的“著译一览”，其中第一页记的是1979年，列着两条：1，赫尔岑：《往事与随想》（校），巴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托尔斯泰：《谢尔基神父》（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也是两项，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成果越来越多，而且之前的多是“校”或“合译”，后面的“译”、“论文”和“讲座”多起来。
翻译貌似极简单，把别人说过的话换一种语言再说一遍。其实是高难度的再创作，是一种艺术。臧仲伦曾全力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其间正好有机会于1992年前往莫斯科大学访问。借此机会，他踏遍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大街小巷，一一寻访《罪与罚》中主要人物住过的公寓，书中提到的木匠胡同、干草市场、小市民街、叶卡捷琳娜运河等，痴迷至此，翻译起来才觉亲切。
30年来，臧仲伦不仅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翻译专家，还翻译了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列夫・托尔斯泰、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等很多经典作家。经由他翻译出版的俄罗斯经典包括《驿站长》、《钦差大臣》、《往事与随想》（合译）、《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死屋手记》、《双重人格・地下室手记》、《伊万・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舞会之后》、《暴风雪》、《自家人好算账》、《大雷雨》、《切尔卡什》等，近一千多万字。另有二三百万字的译作，由于种种原因，或还是手稿，或已经在出版社一躺十余年。2007年，他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
在潜心翻译创作的同时，臧仲伦对文学翻译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系统的思考，出版了专著《中国翻译史话》。他是新时期以后倡导和致力于翻译理论研究的第一批学者，为北大俄语专业“文学翻译”和“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培养了几十名博士生和硕士生，给北京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翻译理论学科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此外，他还为曹靖华、巴金、朱海观、王汶、郭奇格、朱祖荣和芳信等七位翻译名家校阅翻译作品包括《铁流》、《往事与随想》（第一、二卷）、《罪与罚》、《白痴》、《一江春水》、《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集》，总计约250万字。可是，校阅工作有时候连其署名权都被漠视了，即使署了名，仍然不被重视。我在高校做过随机调查，别说普通大学生和研究生，就是很多文科学者，也未必注意外国文学作品的译者是谁，非翻译专业的则几乎没人留心过校者。也就是说，臧仲伦的相对一部分工作，是真正的“默默无闻”。如果不是因为《往事与随想》影响的辐射，他的相当一部分工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和重视。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往事与随想》无疑是臧仲伦工作的两大巅峰，尤其是后者。他在巴老已经翻译出版的一、二卷之后继续翻译，2009年4月，全书译完出版。上下卷共一百多万字，首次源自俄文原版的中译，在1993年推出的最早英文转译本基础上，内容净增30万字。是他“拼了几年老命”工作出来的成果。
臧仲伦自我总结说，他的一生有三个30年的“想不到”，第一，1948年，因为看《家》、《春》、《秋》而向往革命，加入共青团，没想到30年后跟巴金一起校订翻译书稿。第二，因为慕曹靖华之名报考北大俄语系，1957年毕业，没想到30年后为刚刚过世的曹先生校阅其翻译代表作《铁流》。第三，1979年，巴金翻译的《往事与随想》一二卷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没想到30年后，他出版了该书全集。有了这三点，他的人生倒也快意传奇。
人生多福
臧仲伦将自己全部的心血献给了翻译事业，首先因为这是他的专业；其次，1978年时“什么都要通过组织和领导，连结婚都要”，翻译是他唯一自己能单干的事情，是他最后一块自留地，他的灵魂可以自由飞翔的唯一领地；最后，翻译也给了他极大的满足。巴金曾说自己喜欢《往事与随想》，是因为要借赫尔岑的口，说出对四人帮的控诉。臧仲伦也有很多话要说，也只能假他人之口。
多年来，臧仲伦的翻译工作到了疯狂的状态，虽然年逾古稀，而且患有青光眼，视力不好，但他每天早上5、6点钟起来，伏案工作一整天。在房间的另外一边，另一张书桌上，他的“仙妻”胡明霞埋头为他誊清译稿。
她熟悉他的字体、翻译风格、涂来改去删节添加的习惯，誊抄过程中还能帮助发现文字漏洞。誊录工作量极大，最严重的时候，胡明霞抄得右手肌腱损伤，手腕肿起来连笔都握不住。她从那一次开始下决心学电脑打字。不会拼音，就学五笔打字，第一个小时打了6个字。说起这些“趣事”，胡明霞哈哈地笑，满头银丝在笑中微微地颤。
很多年来，夫妻俩就这样在自家的小屋里，一个翻译，一个电脑录入，静静地工作，一日复一日。几千个日夜，换来几千万文字，还有默默的一声叹息。
采访中，臧仲伦说过一句听来痛心的话：“我翻译，并不是我只能翻译，我还能干别的。”老一代学人的人生当中，每每都有这个“别的”。但因为命运、机缘，还有时代的原因，那个“别的”，最终也只是一个梦，成为垂垂老者生命中一道绚烂又凄丽的霞光，或者，一道不足为外人道的伤痕。
但不管怎么说，臧仲伦对自己的人生是满足的。在可能的情况下，他做了最大的努力，将事业的可能性发挥到了极致。一个性情、志趣相投的老妻，一个幸福的家庭，和巴金共事的一段译界传奇，还有春秋每年定期的旅行和出游，他在书房里和阳光下，享受着自己迟到的事业灿烂和人生幸福。老夫老妻布满皱纹的手，总也拉在一起。
如今，翻译之余，臧仲伦也在写他的《随想录》，不是为了留世，只是出于一个学人的本能，思考、写作、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