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翻译的研究著作，已有Lennart Lundberg的《Lu Xun as a Translator：LuXun’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
我自己曾就鲁迅的翻译写过几篇小文章，勉强也算讲的“文化层面的翻译问题”；但“语言层面的翻译问题”，自家实无能力涉及，因此更想听听别人的高见。举个例子，鲁迅以“硬译”闻名，他的不少译作，确实难以卒读，而他当初如此译法的目的，我们倒也了解，可是“硬译”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一“语言层面的问题”，迄今好像尚未“讲清楚”。在我看来，“文化层面的翻译问题”，基于鲁迅译作本身即可讨论；“语言层面的翻译问题”，则须对比原作，予以分析，鲁迅若从日文或德文转译，则还得用上所据的日译本或德译本。
《鲁迅翻译研究》讲到鲁迅早年所译安德列耶夫的短篇小说《默》，“试比较现在的白话译文”，结论为“两相对照，我们发现，除去因为从第三种文字转译而稍微有所出入外，鲁迅的译文是忠实于原作的直译”；讲到鲁迅晚年所译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也是类似比法，结论为“两相对照，我们不难发现，鲁迅的译文除了个别形容词的出入之外，基本是非常忠实的翻译。相比于前期对苏联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硬译’来，这里句式更加灵活，这也显示了鲁迅对果戈理的文字有更为确切的把握。《死魂灵》的译文不是那样‘硬’了”。这法子简便，却未必稳妥，因为先得确认据以比较的鲁民译《沉默》“是忠实于原作的直译”，满涛、许庆道译《死魂灵》“是非常忠实的翻译”――一直“忠实”到与原作相当，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上述论断才能成立。我觉得不如直接列举原文为宜。鲁迅翻译《默》，所据德文译本有待查考；翻译《死魂灵》，他曾说明“所用的底本，仍是德人Otto Buek译编的全集”（《〈死魂灵〉第二部第一章译者附记》），不难找到。
《默》和《死魂灵》系鲁迅从德文转译，德译本与俄文原作之间，本来就有一重“语言层面的问题”；也许还得列出安德列耶夫和果戈理的原文，才能真正搞清诸如“因为从第三种文字转译而稍微有所出入”之类问题。《鲁迅翻译研究》谈到“硬译”，先“试看《艺术论》中的一例”，再“看现代的译文”――郭家申译本，当系直接译自俄文――有云：“鲁迅通过日文转译苏联的文学理论，本来就隔着一层，所以他希望自己的译文至少和日译文没有丝毫出入，这样鲁迅的译文中就难免出现了不少很长而且难解的句子。”恐怕就更需要列举?曙梦的日译本和卢那察尔斯基的原著了。只有这样对比，才能确知“硬译”到底发生在哪个环节，是原译还是转译。另外一处，讲到鲁迅为许广平修改《小彼得》译文，引鲁迅的话说：“凡学习外国文字的，开手不久便选读童话，我以为不能算不对，然而开手就翻译童话，却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译，令读者看得费力。这译本原先就很有这弊病，所以我当校改之际，就大加改译了一通，比较地近于流畅了。――这也就是说，倘因此而生出不妥之处来，也已经是校改者的责任。”（《〈小彼得〉译本序》）也要看看至尔・妙伦的原著和林房雄的日译本，才能断言经此一番校改，“最后拿出来的文本全用意译的路径”。
当初批评鲁迅“硬译”者，无论粱实秋之“论敌的恶意攻击”，还是瞿秋白之“朋友的善意劝告”，好像都没有做过类似比较。瞿氏指正鲁迅所译《毁灭》，系据“?理契序文里引的原文”，鲁迅在回信中提到：“我将‘……甚至于比自己还要亲近’译成‘较之自己较之别人，还要亲近的人们’，是直译德日两种译本的说法的。这恐怕因为他们的语法中，没有像‘甚至于’这样能够简单而确切地表现这口气的字眼的缘故，转几个弯，就成为这么拙笨了。”（《关于翻译的通信》）似乎德、日原译为直译，中文再转译就成了硬译了。其间差别，须通晓俄、德、日、中四种文字者才能说明，而真要探讨“语言层面的翻译问题”，又非如此做法不可。
鲁迅自己倒是举过一个例子：“务欲直译，文句也反成蹇涩；欧文清晰，我的力量实不足以达之。《小约翰》虽如波勒兑蒙德说，所用的是‘近于儿童的简单的语言’，但翻译起来，却已够感困难，而仍得不如意的结果。例如末尾的紧要而有力的一句：‘Und mit seinem Begleiter ging er den frostigen Nachtwinde entgegen，den schweren Weg nach der gro ssen，finstern Stadt，wo die Menschheit war und ihr Weh．’那下半，被我译成这样拙劣的‘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艰难的路’了，冗长而且费解，但我别无更好的译法，因为倘一解散，精神和力量就很不同。然而原译是极清楚的：上了艰难的路，这路是走向大而黑暗的都市去的，而这都市是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小约翰〉引言》）我所说的比较法大率类此，当然还应写出望・蔼覃的荷兰文原作，并且详加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