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内“现象学科技哲学”的领军人物，吴国盛教授的著述总是给人以独树一帜的印象，从《科学的历程》到《自然本
现象学哲学传统建基于康德学说对“人是什么”的层层解析之上，对人在世界中的生活实况作出细致的澄清，并试图以此通达现象背后的本真存在。在现象学的视野之下，意向性充满于人们认知、改造世界的方方面面，技术中性论的神话也在追问中现出原形。承认技术的意向结构，就会发现技术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不唯科技产品不是单纯的工具，每一种工具都不是单纯的东西，对于人而言，“每个东西本身都散发着意向性的光辉”，有其特定的意向所指。简单说来，因为有人的存在，每一样进入人视野之中的事物都与一个具体的想法有关，成为人“要如何如何”的一个根据。例如，同一工具在不同人手中的用途是不一样的：刀子可以切菜切瓜，也可以砍柴裁纸，可以伤人害人，也可以自卫反抗，每一种情境之下都有特定的目的。一把静静躺在沙漠中无人发现的宝刀是中性的，但它同时失去了作为工具的意义，或者（暂时）不再提供任何技术性的功用，而一旦被人发现，在它有所用武之地的同时也就失去了价值中立的特性。由此可以知道：使用技术，却对与技术如影随形的意向性视而不见，其实是对必要责任的一种逃避。在现象学意向性思想观照之下，“技术”这一为人所熟知而又无知、笼罩在意识形态迷雾下的词汇顿时生动丰满起来，展现出与读者息息相关的多重意义空间，直指人性与人的生存本身。
无论在时间上还是逻辑上，技术与人类都是共同起源的。这正是古希腊普罗米修斯与爱比米修斯神话的寓意所在：爱比米修斯奉天神的旨意为万物分配本质，普罗米修斯负责检查工作。爱比米修斯根据均衡的原则将尖牙利爪等先天优势分配给不同的动物，却唯独忘记留一些给人类。普罗米修斯为了补救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冒险为人类盗取了火、工具以及技术，这才使人类有了自己的独特装备。按照现象学对技术的定义：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这一点从生物学上看也是有根据的：因为女性骨盆有一个天然的限制，人类都是早产儿，婴儿大脑的最终发育注定要在母亲的体外完成。因为无“本质”，新生儿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完全无法独立生存，在这段时期，婴儿开始掌握作为一个人最初的技术――身体技术，学会看东西、拿东西、走路、说话与思考，以此塑造一个独立的自我。根据美国技术思想家路易斯・芒福德的解释，人类在最初不仅是一个工具使用者，更是一个巨大心理能量的承载者。人的脑量太大，想法太多，又缺乏本能优势，先天便面临着一无所有与“欲壑难填”相交织的困境，为了摆脱这个困境，实现各种艰辛的“幸福”，人只能凭借后天的技术手段。这样看，技术就不只包括制造、使用工具，还包括对自身心理能量进行调适、使之得到有序释放的手段，例如酿酒饮酒或者对火的崇拜，目的在于制造出一种自我安慰的幻觉。由此芒福德强调人的本质不在于制造工具，而在于制造意义，只有在心理层面上强调技术才能更好地将人与动物的特征区分出来。就是说，动物只有饿的问题，而人类除了饿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怕”的问题，怕的问题对人而言更为严重。所以，先有心理，然后有工具，为了维护特定的心理，人类又发展出各种社会仪式，例如歌舞、游戏及做礼拜等等，这是身体技术的第二个方面，也就是社会技术。芒福德技术哲学在吴教授的阐释之下，成为一个极具解释力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它引导人们通过对人性的独到理解达致对技术的广义理解；另一方面，它对现代技术的起源作出独特的诠释，揭示出现代技术“巨机器”的本质，使人们认识自己在技术时代中的处境，并寻找逃离巨机器暴政的可能方向。
吴教授在讲演中把现代技术的本质总结为三条：第一，现代技术是一种极端推崇效率的思维逻辑。由于这个本质，钟表技术或时间技术在现代生活中成为关键，钟表像紧箍咒一样督促我们争分夺秒，加快速度，接受某种效率最大化方案的统一管理。第二，现代技术体现普适性的观念。澄清这条本质，也就澄清了现代科学、技术与“科技”之间的关系：现代科学是数学化的科学，现代技术是科学化的技术，所以现代技术在根源上利用的是数学普适性的强大威力。然而，数学这种普适性的量化过程却是以牺牲质的多样性、以一种质抹平其他质为代价实现的。因为服务于各种目的，数学也不再是中性的，在现实的生产生活中，数学化的科学化的现代技术，便有其或显或隐的意向性结构，人们对于各种技术手段的各种目的有些是公开确定的，而有些则可能是无知的、默认的或被迫接受的。第三，现代技术是权力意志的体现，“背后是现代人对自我的期许与认同”。这种期许与认同的核心是一种对权力的追求、对个人意志实现的渴望。因为实现欲望的手段日益繁复，充沛的心理能量日益觉醒，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日益直接与紧张。
作为人类的存在方式，负载意向性的技术绝对不是政治无涉的，尤其是现代技术――无论是身体技术、社会技术还是最“通俗”的机械技术，都与政治有太多错综复杂的关联。吴教授将政治定义为“制度性的约束和强制，力量和权力的分配和实施”。现代的“高科技”往往与传统权力架构相抵触，并对政治格局提出支配与改变的要求，探讨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联理所应当成为技术哲学反思的基本思路。在政治－技术维度的考查之下，三种技术观呈现出来，它们分别是技术乐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以及技术批判理论。在我国最盛行的技术乐观主义，其背后是技术中性论的预设。技术乐观主义将技术视为中性的工具，并认为这种“中性”体现为不同人、不同阶级或不同社会都可以使用相同的技术。有一句具有代表意义的口号叫“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似乎认为电气化本身是普适性的工具体系，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而电气化本身对政治制度并不提出直接的要求，亦不存在与不同文化、社会之间相互适应的问题。类似这种观点导致今天唯技术主义的泛滥，科学化的机械技术遮蔽了人们对身体技术、社会技术的反观洞察，以致形成一种常见的思维定势，认为科技造成的环境、能源、生态等问题，似乎只能从机械技术本身的发展中寻求解决。技术乐观主义的对立面是技术悲观主义，指出了盲目乐观的背后，人类正面对来自于现代技术的威胁。技术悲观主义背后的预设是技术自主论，认为技术是自主发展的一个实体，人只是技术所控制的附庸，它提醒人们，技术不是人的工具，事实正相反，人是技术的工具。这一观点可以从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说中找到依据：现代技术是一个“座架”（en鄄framing），也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最终完成形态，现代人在其中按照“物”的逻辑生活，执着于自然物而忽视了对“自然”的反省，因而熟视无睹物的背后“物之为物”的种种奥秘，“存在者”掩盖了“存在”本身，“是什么”的逻辑淹没了“是”的元义……第三种技术观被称为“技术批判理论”，它试图对前两种观念做出超越性的综合。技术批判理论认为，技术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一样有其局限，在总体的眼光下，现代技术社会确实会呈现出铁板一块――“单向度”的困境，但是如果能深入到技术细节之中，搞清楚各种技术的不同类型，以及同一技术的不同方面与其可能性，人们是可以走出悲观主义展现的绝望图景的。技术批判理论要人们看到，技术本身也是一个有机的体系，在技术“场”中，不同点上的“势能”是不一样的，即每个人所在的位置有着质上的差异。技术有技术自己的规定性，政治制度的优化不能代替技术体系自身的优化，相反，技术体系与政治制度之间也具有一种互动的关系，特定社会制度要利用某一种技术，而以这种技术为中心形成的人的共同体也会反过来向政治制度提出要求。技术体系内在机制的具体设置与运转情况，直接关系到技术共同体内部劳动者之间生存状况与平等等问题，这要求劳动者自身觉醒，尽可能地争取有效的民主权力，成为亲身参与技术同时也真正了解技术、监控技术的人，维护彼此的平等地位与能动性，为实现技术共同体中个人潜力的自由释放，即共同体的内部优化负起责任，并自下而上地要求政治制度为保障这种自治提供必要的支持。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已经看到，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制度批判之后，还应该有一个技术批判的阶段，即在政治上解决“阶级斗争”之后，劳动者同样要面对技术体系内部的异化风险，积极寻求技术层面的对策，这才有可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
吴教授认为，学界曾关注的“哲学的技术转向”不能仅仅限于哲学对技术关注程度的增加，而更应让技术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并以此生发出对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广义技术各层面相关问题的系统回答。而完成这一转向的关键就在于技术存在论的建设：第一，摆脱对西方科学思想史、技术思想研究的蒙昧状态，打开眼界，激活思路，在历史线索中寻求沟通与对话的统一前提；第二，回到西方哲学传统，“回到西方哲学的源头活水，才能有批判的视角，才会有原创的可能”，尤其是回到康德这一西方思想的蓄水池，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建设现代的“中文哲学”。具体而言，可以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思想来综合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性思想，把技术的实际性阐释成存在论差异，以此形成一种颇具原创意味的“海马主义”。
总而言之，在《技术哲学讲演录》中，技术是人的技术，而人是技术的人，这样一种技术哲学给人的启示，不仅是对技术的反思，更是对人性的启蒙，以及对人类生存现实的深度关切。吴教授给我们一个根本性的提醒：认识技术，认识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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