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河及河畔的国王学院、克莱尔学院，吴忠超/摄
今年是剑桥大学成立八百年；今年又是我三十年前就学的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成立五十周年；去冬霍金邀我于今年5-6月再访剑桥，
800年前即公元1209年，原牛津大学的部分师生因不能容忍母校当时的褊狭和暴力而出走，到剑河北岸的堡丘栖身，成为开创剑桥大学的先驱。
如今，人们从秀丽的剑河泛舟而下，可见八百年间在两岸营造的三十多所学院，掩映于繁茂花木的绿荫之中。它们是彼德学院、皇后学院、国王学院、克莱尔学院、三一堂、三一学院、圣约翰学院、抹大拉学院和耶稣学院等，其建筑格调协调地展现出不同时代的风气。
优雅的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气氛使剑桥成为理想的隐居治学之处。美丽的风景无疑有助于激发学者的想象，而容忍异端的传统孕育着创造萌芽的土壤。
在所有学科中，剑桥大学均堪称群星灿烂。其中大名鼎鼎的有物理学家吉尔伯特、牛顿、胡克、卡文迪许、麦克斯韦、瑞利、汤姆孙、卢瑟福、狄拉克、查德威克、布拉格父子、卡皮查、莫特、约瑟夫孙和萨拉姆；数学家牛顿、华林、斯托克斯、哈代、拉马努金、巴比奇、维纳、阿蒂雅和威里斯；天文学家哈雷、赫歇尔、亚当斯、爱丁顿、强德拉塞卡、霍伊尔、赖尔、贝尔和雷斯；生物医学家哈维、达尔文、克里克和桑格；文学家密尔顿、柯勒律治、华兹华斯、拜伦和吴尔芙；哲学家培根、怀特海、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经济学家凯恩斯、斯通和阿马蒂亚森；等等。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得更长。
如果我们将剑桥放在更广阔的世界文明的背景下来考察，它又处于什么地位呢？
在世界文明的漫长演化之中，出现过一些学术中心，如雅典的柏拉图学院（自公元前4世纪起，达900年之久）和亚历山大科学院（自公元前3世纪起，达600年之久）。
欧几里得、阿波罗尼、阿基米德、阿里斯塔克、埃拉托色尼和托勒密等都曾在亚历山大科学院工作学习过。后来阿基米德在西西里的叙拉古被罗马士兵刺死，他的墓地于上世纪才重新被发现。他和牛顿、高斯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三位数学家。最近亚历山大图书馆得以在地中海南岸的原址上重建，其存书量号称是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我十三年前到雅典游学时，曾前往柏拉图学院的遗址凭吊。柏拉图时代学院的门口处有一块镌刻着“不懂几何者勿入”的牌子，我当然不期望现在还能看到。最近听说，那里准备重修。
近世最主要的科学中心有三处：一是剑桥，二是哥廷根，三是普林斯顿。
哥廷根出现了高斯、黎曼、克莱因、希尔伯特、普朗克、海森伯、鲍利、玻恩等许多人物，哥廷根还和哥本哈根一道是量子论的主要发源地。二战之际，许多科学家离开德国，其中多数迁往美国，这个中心就衰落了，繁荣的时间不足二百年。在哥廷根，高斯和普朗克安静地长眠在那里的墓地。
普林斯顿因爱因斯坦在此渡过晚年而成为举世瞩目的又一个科学中心。其实爱因斯坦的一生功业主要是在欧洲大陆完成的。这个科学中心的繁荣尚不足百年。
笔者有幸游历过上述各地。由此回顾，我们就不难看出剑桥的意义了。这所大学可以算是自欧洲中世纪以来影响最大、延续最长的科学中心。值得一提的是，哈佛大学的创办人哈佛便出身于剑桥伊曼努尔学院。他立志在“新大陆”的波士顿办起另一座“剑桥式”的大学，终克奏其功。
世界上现在已经有了许多可称伟大的大学，然而从时空大尺度的影响来看，它们还不能和剑桥相媲美。如今，剑桥大学的注册本科生有一万二千人，再加研究生六千人，学生数量在世界上众多大学中恐怕排不到前列。大学之伟大与规模无关。
称剑桥是学人心目中的耶路撒冷和麦加，应无争议。世界上的多数知名学者，若有可能都会想法来此地至少访问一次。
今天，当人们徜徉于古老的街头巷尾之时，流连于此间花前月下之际，得以贴近那些伟大的灵魂和头脑。剑桥绝大多数的地名都用学者命名，如赫歇尔路、亚当斯路，它们都不足五百米。而密尔顿巷只不过是基督绿地边的一条偏僻小道。
现在多数人已经达到共识，人类共同的祖先来自东非。然而，在非洲奥都瓦峡谷为此完成了关键性挖掘工作的剑桥人路易斯・利基和他的夫人玛丽竟然未在剑桥的许多史书里提及。出自剑桥的名人实在太多了。
剑桥人追求的是学术荣誉感，他们漠视权力财富和其他世俗的东西。可惜在一个单一价值观的社会中，人们往往将所有这一切捆绑在一起，使得学术进展步态蹒跚。而剑桥人以好奇心为动力，以寻找真理为终极目的。
剑桥学人的生活舒适但不奢华。剑桥的交通多靠步行和自行车，除了大学，整个剑桥城也是自行车城。
剑桥有不少人行为怪异。这些人似乎沉迷在形而上的世界中，做着他们的白日梦。也许除了创造的乐趣，世间没有多少能让他们激动的。只要是不妨碍他人的，就没有任何禁忌。这就是典型的剑桥人。例如，维特根斯坦在抽象的哲学思考之余暇甚至以色情电影作消遣。当然，现在他也只好陪伴着亚当斯、弗雷泽、爱丁顿等在剑桥北郊的升天墓园中安息，不再在哲学世界中兴风作浪。
如果他们被“规范”起来，用军事兵营式管理或者资本企业式的数字化管理，学术自由会被扼杀，天才也就将窒息。不能指望迷信军政权力和资本万能者办好大学，遑论剑桥了。
剑桥大学每个学科只设一名教授位置。绝大多数教师学人终身任职讲师。例外当然也有，例如，他们当初为霍金特设了一个引力物理教授位置，但后来霍金获选得到更崇高的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之后，引力物理教席旋即取消。罗素在剑桥得到的最高教职是讲师，而李约瑟一直被称作博士而不是教授。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的教授数目长期比皇家学会会员还要少。直至十年前这种情形才有所改变。
学院照顾学生的生活，每个本科生都有指导老师。师生关系更似师徒关系。学术等级森严，但又鼓励创见。同窗日夕切磋，但又友好竞争。许多人认为学院还遗留浓厚的修道院气氛。这其实也很自然，因为，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控制着一切精神活动，包括大学。至今剑桥的每一所学院都有教堂，但宗教信仰却纯粹是个人的事情。
学生最大的节日是五月狂欢。这时考试结束，学院花园中搭起白色大帐篷，学子们通夜喝酒跳舞，大放焰火，直至翌日清晨。学生们筋疲力尽，狼藉不堪地横陈在草地上，也曾闹出一些让市民侧目抱怨的事情。我这回访问住在克莱尔堂的1号客房中，隔壁罗宾孙学院五月狂欢的焰火爆炸声和音乐喧哗终夜不息。克莱尔堂和李约瑟东亚研究所比邻，步行到数学科学中心只需十分钟，非常方便。
夏季是英伦也是剑桥最美丽的季节。我到达的第一周阳光明媚，剑桥的友人告我夏天在此是两年一次，因此我非常幸运。老朋友奈奥米说：“从四月开始，我们就说夏天来了。五月，六月，直到七月。很多时候夏天在早晨出现，下午就消失了。”2005年7月来剑桥时，克莱尔堂的宿舍还有暖气。这次到剑桥总算有过一周的夏天，所以奈奥米说：“你很幸运，赶上两年一次的夏天。”在那几天的夏天里，剑桥所有的公共草地上，以及附近的格兰切斯特，都人满为患，此为后话。唯有此时我才理解为何英国诗人常在诗歌中赞颂阳光。一般来说，剑桥夏天凉爽，和流汗是不搭界的。白日悠长，清晨四时天明，晚上近十点才需点燃烛火。人们喝茶谈天，真正是在谈天――谈天气。
每年夏季的一天，当西天被晚霞染红的时候，一只装饰华丽的彩船在剑河上从克莱尔桥洞下缓缓驶来，停泊在国王学院的河段。学生们在船上表演莎士比亚的戏剧，通常演出《仲夏夜之梦》。类似的节目不胜枚举。今年是达尔文诞生200周年，也是密尔顿诞生400周年，他们就学过的基督学院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在学院中有一棵枝叶繁茂的桑树，密尔顿在其树阴下追求过诗歌女神。达尔文在完成剑桥的学业后不久参加了比格尔号的航行，并把收集的标本发回剑桥。而后达尔文后代把家族物业赠给大学，建立了小巧而美丽的达尔文学院。
牛津和剑桥的友好竞争体现在一年一度的划船比赛中。牛津偏重人文，而剑桥偏重理科。剑桥贵在一条自南往北穿城而过的一道秀水――剑河。从格兰切斯特村拜伦湖起，它在草场树林牧场中蜿蜒十几里。拜伦当年在拜伦湖游泳，似乎无意中在为他日后横渡达达尼尔海峡的壮举作准备。
罗素曾卜居于剑河畔格兰切斯特村的老磨坊。他在那里撰写数学专著，完稿后自己用手推车运到大学出版社。他曾说，此次著述使他似乎变成为另一个人，由此可知智慧探索的甘苦。我曾两次去寻找他的故宅。从他的故宅沿着河滨芦苇中的小道步行一个小时才能到达大学城。他每天要花很长时间在此散步。我在学生时代也经常在那一带盘桓，当时除了风景绮丽外，也因奈奥米一家居住附近。他们周末时常邀我一道欣赏古典音乐。我们的友谊维持至今。
剑河进城之前穿越一片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是一片裸体浴场。这回重访，正值草木幽深，阳光灿烂。当一只满载裸体男女板船驶向树林深处之际，另有一位红衣女郎持竿撑船款款而至，所谓红衣者，一袭比基尼而已。
几十年前，剑桥毕业生在欧洲大陆从来没有求职的问题。人们会为了雇用他们而特地制造职位。这几乎像个神话。
至于东方为什么不能出现这样的中心，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不难找到。上面只是记录一些最近访问剑桥的零星感触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