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季羡林（左）与同学在德国
季羡林先生去了。他的隐入风尘，象征着1910年代出生的、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第二代学人完全进入历史。这也意味着，对于这代人的学术史研究
胡适曾说过，发明一个古字与发现一颗恒星的意义是相等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糖史研究的学术价值毋庸置疑。更重要的当然还是，作者显然有着远超出研究对象本身的阔大视域：“我写《糖史》，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可见，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名词定高下，而应尽可能去体贴和理解作者的“背后幽怀”。作为一个始终关注文化交流，强调从交流的角度去深入理解人类文明进程的学人，在季羡林眼里：“从古代到现在，在世界上还找不出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所以，他的入手处虽是一个似不起眼的“糖”字，但所见者却极为广大，是具有“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治学之真精神。
自1946年归国以来，季先生在前后六十余年的中国学术特殊场域中，为中国现代学术留下了一份厚重的遗产。我觉得最值得予以充分表彰的，乃是季先生所展现的具有一定普世价值的现代学术伦理观。即以儒家之“三不朽”原则来衡量，季先生在学术场域中也可以如此“盖棺论定”：
其一，立功。在中国语境里东方学学科群的开辟上，季先生功不可没。先生其运也佳，在留德归国后得到陈寅恪先生的大力引荐，而复得胡适、傅斯年、汤用彤诸先生的“破格重用”――以35岁之英年而旋即出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主任，在现代大学制度内首先开辟了以梵学为中心的东方学学科。不仅如此，季先生在现代学术谱系中有相当自觉的“承上启下”意识，当初在留德时代反复斟酌择定专业，就很明显地有继承陈寅恪先生路径的痕迹在，日后更加以追认。而季门弟子蒋忠新、黄宝生、王邦维等诸先生更在各自的领域里均有所拓展，形成中国梵学（东方学）研究的重要支柱性力量。我们有理由期待，季先生所参与开辟和建设的“梵学”与“东方学”传统理应成为重要学术遗产并能融入到中国现代学术的整体建设中去。
其二，立言。先生文集一编已达24卷，即将由外研社出版的全集更达30卷之巨。在中国现代学术早期的这两代学者里，当属“多产”。就角色看，则学者、翻译家、散文家，多重才能在一身；就范围看，则中、印、西三大文化体系皆有涉猎；就领域看，文学、史学、宗教学等皆为中心。先生知识功底之厚，在现代学人中可谓翘楚。但就文集来看，先生真正大手笔的研究，则相对有限，除却10卷译著、4卷散文（杂文），学术性强的论著共10卷，而除《糖史》之外，大多为论文、文章，涉及印度古代语言、吐火罗文、印度历史与文化、佛教、中印文化关系、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等。先生一生勤于著述，即便在文革时代那样被贬做看门人的时期，仍孜孜不倦于学术，集腋成裘译成《罗摩衍那》煌煌巨著；而先生穷一生之精力，聚焦于“糖”的问题，在晚年之完成《糖史》，可被视作其毕生学术的“集大成”。
季先生自己形容此题之难有所谓“一无现成的资料，二少可用的线索，在茫茫的书海中，我就像大海捞针”，但作为一个学人，其态度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他于是“采用最简单最原始最愚笨然而又非此不可的办法，在一本本的书中，有时候是厚而且重的巨册中，一行行、一页页地看下去，找自己要找的东西”。就是以这样一种学风，一位年逾耄耋的老翁完成了这样一部大著。平心而论，这实在是了不起的功业，就如同冯友兰的“衰年振发”所完成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一样，我想季先生也是带着“完成”的微笑而离去的，因为作为一个大学者，他终于留下了一部“大书”。在这个方面，季先生充分体现出德国学术的特点，即为学术而学术的伦理观。
其三，立德。先生给我们树立起的楷模意义，不是一个所谓“大师”的冠冕所能涵盖的，而是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中负责任的一员的伦理意识，包括他成才之路的可复制性。先生不是一个才情横溢之人，相比之下金克木先生文章中处处流溢的耀眼才华更让人叹服；先生也不是一个天资聪颖的捷才，但先生昭示我们的是一个“凡木成材”的故事。先生曾坦率地说过自己需要“博士头衔”，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从不把自己估计过高，我甘愿当一个平凡的人，而一个平凡的人，如果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头衔，则在抢夺饭碗的搏斗中必然是个失败者。”季羡林以一代大家的身份，自承留学时代的实际心态，实在难能可贵。这其实也符合中国现代学术的代际变化特征，因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从漫游向学而到专业分工（求取学位）。应该说，季先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中国现代学术漫长的长跑接力的过程。先生接过的这一棒，虽然没有以赫赫大名显（世间俗誉往往与学术标准无关），但却以其执着于学术的学人精神展现了一个常人的学术世界究竟可以达到如何博大通融的境界。先生一生对待学术的纯粹性如一，一生处世待人表里如一，到了晚年，更提升到一种思考人类文明和追问自我的高度。
而所有这一切，都与其早期留德十年，深受德国学术之制度与精神影响相关联。对德国学术，季羡林显然推崇备至，他强调：“德国学者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首先就是努力掌握与这个题目有关的文献，包括古代的和近代的，包括德国的和外国的。德国学者都广通声气，同世界各国的同行几乎都有联系，因此，全世界研究动态，他们基本上都能掌握。对自己要研究的问题的各种学说，都有成竹在心。在这个基础上，或者与此同时就大量搜集资料，不厌其评，不惧其远，只要能搜集到的，全都搜集。这两件工作做完以后，才努力分析资料，然后做出恰如其分的结论。”现在看来，这理应属于学术研究的基本伦理常识，但真要做到也委实不易，更何况是在20世纪前期。季羡林十分推崇德国学者这种做学问的“彻底性”。譬如对学问的认真严谨态度，他说：“谈到工作态度，我的德国老师都是楷模。他们的学风都是异常地认真、细致、谨严。他们写文章，都是再三斟酌，多方讨论，然后才发表的。德国学者的‘彻底性’（Gründlichkeit）是名震寰宇的。”同时还强调“精确性”，譬如基本的学术规范问题。他告诉学生们：按照德国大学的制度，一篇博士论文在答辩前的一个小时，看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发表了同样的观点，此文即告作废，一点都不含糊。应该承认，借助对于德国学术精神的理解和德国学术资源的化用，季先生成就了他作为中国现代学人的大贡献。当然，我们也要理解，有些时机，近乎天时地利人和，如其就任北大东语系主任并开创东方学科，在今天的学术制度下近乎“痴人说梦”。
实事求是地说，因为政治与社会的特殊背景，先生在盛年时代的学术创获，其实有限。故此，1980年季先生重访德国，送给昔日导师瓦尔德施密特教授的仅一册汉译《罗摩衍那》，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瓦尔德施密特教授“板起脸来，很严肃地说：‘我们是搞佛教研究的，你怎么弄起这个来了！’”或许只有德国学者才会这样“较真”，在耄耋导师面对古稀弟子之时，还是用这样的“为学术而学术”（Wissenschaft um Wissenschaft）的标准去“严格要求”。然而，在这略有僵硬的“呆板”之中，我们是否也可能洞察到德国学术之所以为世界中心的原因？而德国学人身上那种执着于真理、学问和学术伦理的内在精神，或许正是中国走向世界时有些缺少的？
当然，在学术之外，季先生贡献良多，无论是社会活动家的地位，还是散文作家的声誉，都可以被视作是人生事功的表现。希望先生的《日记》、《回忆录》（其中《留德十年》、《牛棚杂忆》等已出）早日集中问世，相信这是研究那代学人的宝贵资料。至于先生晚年颇有宏论，尤其是关于东西方文化的位置和关系问题。如果站在纯学术的立场，会觉得这些立论有待逻辑严谨的论证。但如果从求真的角度来看，或许历史将会证实，先生的预言，可能未必没有道理。
尽管如此，还是越来越意识到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谱系里的重要意义。就体大思精而言，则陈寅恪先生为中国现代学术树立起万世之范，季先生对师长的崇敬和承继态度足以证之；而就同代人相比，钱锺书先生之汇通中西、灵光智语，费孝通先生之执着田野、借助社会学、人类学利器开辟出中国现代学术的不同道路，与先生可谓鼎足而三，各有特色。但季先生的平凡学术生涯昭示我们的，则是一条可以通过努力而达致的“常规学术道路”。其实，这也是德国学术之“可学”的地方。在这个方面，季先生的学术生命给我们留下的“可学”的地方很多。当然，除此之外，德国学术也还有其“精神本质”的一面。在这个方面，蔡元培、陈寅恪那代人的体悟似乎更多，更深，也更具创获性。
先生也许不是一个思想家，先生也许并未达到一种“诗―史―思”互动的哲学高度，先生也许也还真诚地想卸下诸多“大师”的头衔，但先生在通向“学术巅峰”过程中所留下的那段距离，其实也是我们后人在考察学术史时应特别关注的。这既是距离，也是经验，毕竟，就世界学术的整体眼光来看，与季先生同代的是阿隆、萨特这代人，是阿多诺、费正清这代人。
季先生走了，他或许早想“走下圣坛”。作为留德归来者，季先生是一代学人，他当得起那个大写的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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