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如讲〈孟子〉》一书倡导成年读者读经，主张“成年人、文化人、特别是作为人民公仆并居于领导地位的中上层官员群体”应
吴小如先生在阐释《孟子》的过程中，不限于对原作意旨的揭示，而是紧密结合现实，对现实中一些不正之风多有影射，使《孟子》“仁政”思想的价值在新的时代得到新的延展，给读者尤其是为官为政者以警示。
春秋时期，由于私有经济的发展，经济利益的驱动导致政治上礼乐崩坏，人们见利忘义。在《孟子・梁惠王上》第一章“义利之辨”中，作者一反自汉至清释此章者所关注的“义”，引用司马迁之语指出其要害在于“利”，并进而指出“利”乃当今社会贪污腐败之根源，为政者应该谨慎对待。从为政者的角度，吴先生进一步指出统治阶层特权和其中蕴含的官本位思想与等级观念在当今的危害，认为“特权存在一日，则所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于学术言论得以各抒己见，真戛戛乎其难哉”（《文王之囿》）！通过对“五谷不熟，不如荑稗”的辨析，吴先生指出，当今社会为官者徒以表面文章示以政绩的所谓形象工程徒有其表，卒为民害。这些引申发挥，无不从《孟子》原文出发，而对现实加以观察和批评，可谓切中时弊，发人深省。
此外，通过对《孟子》的解读，吴先生对当前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的风气也多有针砭，大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做学问应求甚解，不应望文生义，更不应断章取义，以讹传讹。他对“始作俑者”一词的辨析就体现了这一点。在和梁惠王的对话中，孟子指出不顾百姓死活的行政无异于率兽食人，其中他引用孔子“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此语原意为最初想出用似人形的土俑陶俑来殉葬的人将断子绝孙。孟子此处引用，目的无非是要宣传其仁政和民本思想，意即为人父母官者若不顾人民死活，将同样受到谴责。而近人不知其言出典，“竟以‘始作俑’为褒义语而举以称人，是期人将断子绝孙，真毫厘千里之失矣”。
第二，治学应实事求是。《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中，当齐宣王问及“齐桓晋文之事”时，孟子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对此，吴先生引证《论语》指出“无道桓文之事”和“后世无传”乃孟子搪塞之语，其“亦有以?而求其正处”，已沾染战国诡辩习气和策士之风。孟子向来以雄辩为后人所乐道，世人往往注重其雄辩的言语气势及其实际效果，却对其中的策士诡?之风多有不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谓其：“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在《公孙丑上》“夫子当路于齐”一章中，吴著指出：“孟子之于管仲，近于一笔抹杀，此仆以为孟氏之所以终不及仲尼也。”
第三，从实证中求确解。对“大欲”一词，吴先生在《孟子》“齐桓晋文之事”一章中，追根溯源，先引《礼记》查证其出处，再引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深入剖析，其后又联系《庄子》说明“天理”和“人欲”之本，最后用朱熹关于天理与人欲关系的论述驳斥近人对宋儒的偏见。
在社会不正之风面前，吴著并没有学“乡愿”明哲保身，一缄其口，而是结合现实，以敏锐的视角和洞察力发掘《孟子》一书中的为政思想，以扎实的学风求经典的正确解读，为世人敲响警钟，其意义可谓深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