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萧”、“沈丹虹”、“沈向阳”、“沈牧歌”……赵玫的《漫随流水》写一个女人变色龙式的“易名术”。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
阅读这部小说，你很快发现一个离不开男人的女人。“北上”、“吴耘”、“永隆”、“洛水”、“何英雄”、“苏若木”……如飞驶的列车从她的生命中过客一样掠过，而且这些男人差不多不得好死，不得善了，或者杳不知所终。但如果你抱着一个女人和N个男人的N种“色”生活的窥视欲读这部小说，我不知道可以多大程度上满足你的“性”趣。《漫随流水》用这么大一部书写一个女人晦暗和绚烂、迷失和回归。一个疯狂的时代，“与汝偕疯”的男人和女人们，“我没有罪，我只是身不由己”。她的所有来处都被她否认了。文革中她摈弃了有着特务嫌疑的外祖母，回城后她又遮掩上山下乡的那段婚姻，新时期她又想抹杀文革中曾经辉煌的业绩，进而否认她与左翼者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当这个时代成为过去，生命如此苍凉，但谁能唱苍凉的挽歌？于是，赵玫只能让她赤裸裸人性最晦暗的部分，妄图抵达生命最绚烂的境地，让她彻底迷失本性，却在冀望白纸一样的归路。在“零度”、“距离”、“冷静”把作家逼到暗角而遁形的今天，赵玫简而直地质问“是谁让女人的人生变得晦暗”？赵玫不只是在为一个“坏女人”鸣冤叫屈，她说“这是一代人的历史”。
如果我们承认存在一个1949年前的“革命时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1949年之后称为“后革命时代”？新时期文学起源于对“文革”的控诉和质疑的“伤痕”和“反思”，从此对这个时代的回望就没有停止过。远的不说，这些年重要的长篇小说《兄弟》、《圣天门口》、《受活》、《生死疲劳》、《赤脚医生万泉和》、《致一九七五》、《启蒙时代》、《河岸》……“文革”被我们以各种方式叙述。因此，我们有理由关注“文革”已经怎样被文学叙述？将会怎样被文学叙述？
《漫随流水》是“后革命时代”的教科书和女性志。此革命时代，已然不是《青春之歌》的彼革命时代。那些如花朵一样的青春期，有一点任性、有一点感伤、有一点自怜、有一点机智、有一点放纵、有一点奋不顾身飞蛾扑火。《漫随流水》中这些后革命时代的孩子们，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乃至寻根文学和新写实文学中那些早熟、思想、世故的红小兵、红卫兵、知青比较起来，同属于一个隐约的代际。《漫随流水》追问：这个女人从哪里来？《漫随流水》从“血统”切入时代的“伤口”。经历过“文革”，且预予“混蛋”身份的人都应该无法忘怀这梦魇式的创伤记忆。这个女人从哪里来？在一个不能暧昧的时代，一个暧昧的人。
我们的话题还可以再稍微扯开一点，我曾经在谈论里程的《穿旗袍的姨妈》时说，面对“文革”，这个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精神事件，文学是如何叙述并建构着历史，并参与到我们民族的精神建构的？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年影像和网络改变和重新型塑中国人的意义世界。“文革”这个精神事件也被安放在大众消费的生产流水线。我们俨然进入了“图盛字衰”的时代。影像成为我们建构历史的方式，但关于“文革”，我们的电影往往给我们提供一个幻觉的世界。韩琛在讨论以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张杨的《向日葵》等1960-1970年代的童年与少年、1970-1980年代的青春和成长的怀旧电影系列的时候，认为这些电影“在一种自我耗散性的历史叙事里，一种‘审美性’的历史代替了‘本真性’的历史，一种‘无深度’的冥想代替了对于历史规律的沉思”，（韩琛：《后革命时代的失忆与记忆》）陷入后现代病的怀旧和过敏。在一个“伤痕翻做玫瑰花”的时代，文学、艺术应该有他们的担当，仅有“伤痕文学”这个新时期文学的起点是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