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与‘国学’”是文章的正标题，副标题则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译名争议”。原来，对于亚氏这部名著的书名，并不是所有人都译为《诗学》的。譬如，崔延强的译本叫做《论诗》（收入《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且是苗力田（1917~2000）亲自拟订的；王士仪的译本叫做《创作学译疏》（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旅法学者左景权过去给罗念生（1904~1990）的信中也主张译为“创作论”。
非得要在“论诗”与“创作学”两个书名中进行抉择么？《“诗学”与“国学”》最后的一段话，可谓刘小枫的表态了：
反观我们的诗教传统，却无需诗术与性情论（《伦理学》）和政治术（《政治学》）的如此分割和关联。一句“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礼记・乐记》），言简意赅，三者都涵盖其中。但我们不可忘记，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后民主时代；如果我们面临与亚里士多德同样的后民主处境，又当如何就很难说了。不管怎样，如果我们接受把“诗学”改为“创作学”的建议，不仅《论诗术》这部讲稿主要讨论荷马叙事诗和民主时期的肃剧诗的文本事实被抹去，亚里士多德在民主之后的时代解释具有政制作用的“诗”的良苦用心，也随之一并被抹去。
时下的学术论文大多“正襟危坐”，刘小枫的文字则素来有些“天马行空”。只要能把“思想”真切地表述出来，“行文”又何必在乎条条框框呢？《“诗学”与“国学”》排了9页，将近2万字，竟然没有设置二级标题，但我这个责任编辑，却实实在在步入了“先睹为快”的境域，又一次折服于一种叫做“形散而神不散”的写作技艺。是啊，亚氏那部名著的书名何以不能译为“创作学”呢？刘小枫熟谙希腊文，他对此所做的语源学分析――读者未必都看得懂，所以，我们更有必要读一读他说的这段话：
凡读过《论诗术》的读者都知道，在《论诗术》中，作为叙事诗人的荷马与肃剧诗人们的关系被亚里士多德黏得很紧。这意味着，通过阐述肃剧诗人的写作方式，亚里士多德为诗人传统辩护，回应了修昔底德在民主时代所挑起的诗与纪事的竞争：修昔底德以纪事原则挑战荷马，亚里士多德以戏剧诗人的原则挑战纪事原则，从而显得是在维护雅典的诗教传统。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在《论诗术》这部讲稿中的举例，以荷马和肃剧诗人为主，没有谈到各种抒情诗（包括合唱性凯歌）、诉歌等等，而荷马叙事诗和肃剧诗恰好是雅典曾经有过的最值得重视的两种政制形式（王政和民主政制）的表征――荷马叙事诗属于王政。总之，《论诗术》明显关乎古希腊的城邦“诗教”，绝非讨论一般意义上的“文艺创作”――如今不少学者喜欢从现代所谓“戏剧学”的角度来绎释《论诗术》，结果不仅非常吃力，而且最终一无所获。
亚里士多德的那部名著，哪里是教你如何去写诗啊？亚氏心中的“诗”，关乎的是“王政”，关乎的是“诗道”。既然如此，书名就不能译为“创作学”，刘小枫选择了一种叫“论诗术”的新译法。晓得刘小枫的立意之后，再去读《“诗学”与“国学”》的内容摘要――“《诗学》不应改译为《创作学》，而应改译为《论诗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诗论不是如今所谓‘文艺创作谈’，而是其城邦学的一部分，恰如我国古代的《诗》学，并非‘文艺创作’学，而是‘国学’（政制学）的源头和基础”，我们就可以从“副标题”正式迈进“正标题”了。
《“诗学”与“国学”》有3页谈中国古典的东西，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刘小枫笔下的“国学”，就是当今被爆炒的那种“国学”吗？好像不是，因为刘小枫分明说“国学”亦即“政制学”。但是，似乎又有割不断的关联，因为刘小枫深情的“国学”即是“《诗》学”。刘小枫是川人，清末民初的廖平也是川人。《“诗学”与“国学”》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多次引廖平的《知圣篇》，就是坚持像廖平那样去思考一个看起来很好理解、其实非常难以理解的传统经学问题：为什么孔子特别重视诗教？为什么孔子花很大精力删诗？走完了廖平架设的“桥梁”，刘小枫也就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
《诗》学作为我们的“城邦学”的门径，不仅见于与其他各经的关系，也不仅见于《诗》的义疏四家，因为，既然“收言语、政事、文章之效”，那么，后世发为议论的子书、记载政事的史书和发乎心志的文章及诗篇，也都当归宗《诗》学――用今天的话说，《诗》学是“国学”的基础和源头，中国古典诗学的骨骼。忘却我们的《诗》学，仅知道有“创作学”，仅仅表明我们已经彻底进入了民主政制时代。
“仅仅表明我们已经彻底进入了民主政制时代”，言下之意，“民主政制时代”并不是很理想的社会愿景。刘小枫为何会这样讲？二校《“诗学”与“国学”》的时候，我在三段话的旁边做了特别的记号：一段是“在苏格拉底身处的民主政制时代，哲学已经进入‘市场’，尤其对年轻人颇有影响”，另一段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面临的处境与孔子不同，倒与我们如今的处境相似：语义哲学已经取代了传统诗教。在这样的处境中，智术兴盛、‘作’家蜂起一点不奇怪。面对这样的局面，倘若要坚持‘述而不作’，实在非常困难”，还有一段是“在柏拉图笔下，甚至连苏格拉底本人最终也成了诗人（参见《斐多》）。通过自己的‘作’，柏拉图使得‘诗’重新获得教化的主导权，成为后民主时代有效抵制智术式的哲学教化的中坚”。
对于一篇即将发表的文章来说，一个负责任的编辑有可能也是第一位慧心地阅读着的读者。以上三段话至少告诉我：在刘小枫看来，一旦民主政制时代降临，哲学就会市场化，语义哲学就会取代传统诗教，这个时候“述而不作”太难了，但又得有人去为“诗”而“作”，就像柏拉图所做的那样，让“诗”重新获得教化的主导权，并以此去有效地抵抗后民主时代那种智术式的哲学教化。
当年编《霍布斯的“申辩”》，我喟叹过那句话――“在哲人群体内部，当然没有异端这回事情，但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所有哲人都是异端”。如今编《“诗学”与“国学”》，我却看到刘小枫另一种态度了，他甚至这样说道：“何为‘异端’？对礼教来说，哲学就是‘异端’。倘若孔子有哲人品性，‘述而不作’便无异于隐藏起自己的如此品性，以防泛滥成灾。”真想问一问小枫先生，他当年说的“哲学”跟如今说的“哲学”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假如不是，今天以牺牲“哲学”为代价去吁求一种叫“诗学”的东西，目的又是什么呢？难道采取的路数就是廖平式的“今文经学”么？难道这就是刘小枫心中的“微言大义”？
幸好对于《“诗学”与“国学”》一文，我不过是“责任编辑”而已。责任编辑也只是普通读者，当然任何一个读者也都有自己的自由去获取自己所希翼的观念。因此，搁置起所有的困惑之后，我依然会以为刘小枫把亚里士多德的名著译为“论诗术”有其深意存焉，依然会觉得――《诗》学是“国学”的基础和源头――这句话是耐人寻味的，依然会陶醉于《“诗学”与“国学”》倒数第二段所说的一席话：
诗术为了什么好？为了城邦的共同生活更好、更高贵。诗术之“术”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得拥有关于人的性情的知识――人的行动有好有坏、有对有错、有正义有不正义、有高有低，凡此无不受制于人的性情。于是，诗术必然以《伦理学》为基础。诗术之“术”旨在教化，教化从属于城邦政制，因此，诗术最终归属于政治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最后一卷中讨论教育时，诗乐被视为重点：既是培育好城邦民的教育方式，也是城邦民受教育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