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得以“诗出有名”

2009-08-19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江非 我有话说

《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霍俊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30.00元

每个社会都会有它的社会制度，制度就是这个社会的组织方式、表现形式、结构法则和行动能力。那么，

中国当下的这个“诗歌评论家社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状况？它的制度作为背景和环境又让霍俊明这样的青年评论家以及他刚刚完成的新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呈现出了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大概地看看中国新诗批评的自生史，可以看到，自有白话诗以来，新诗批评几乎就没能建立一套合乎中国的评价系统，在价值系统、方法体系上，都没有一个科学有力的评估方式。这是一个难题，是中国方法与西方学术结合的一个难题，是随着中国诗歌写作的现代化，诗歌批评自身现代化的一个显要的困难。在解决这个困难的过程中，闻一多有所尝试，但经由朱自清的《新文学大系》之后，困难的解决终于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中国文学，“文学史”的时代来了，诗歌批评，也从此走向了“诗歌史”的沼泽。在这个沼泽里，遍布的是派、群、先锋、主义、民间、新、后、代这些无所适从的辞藻，在这些辞藻的指引下，一种机械、仓促、浮皮潦草的中国新诗批评很快成型，并作为方法与模式成为气候，最终导致了目前的创作现场与批评场域的分道扬镳、互不往来。一些热衷于时评的人，也往往只是在一篇短短的文章里匆忙地罗列几十个名字、发明一些盲目的名词跟跟风。好像那几十个名字只有共性，从来就不具有个性，而谈到个性的时候他们也仅仅是看到了腔调、情趣、趣味、身份这些小个性，从来不去关注那个关乎认知的大个性。在“派、群”之中，他们忽略了个人，在“先锋、主义、民间、新、后”之间，他们根本不愿意看到在当下的中国，其实并没有他们所说的那些“先锋”诗歌，也没有他们所说的那些主义，而真正的民间精神也并非如他们所圈所示。不愿意看到中国最先锋的诗人其实依然是屈原、李白、杜甫、王维、曹植他们，先锋乃是也仍是传统，而相对于世界范围的中国新诗，只不过还是一个孩子而已，批评能力的有限和懒惰，让他们只是套用而已。沼泽里首先深深陷下去的是诗人，但陷得最深的是诗歌评论。诗人们开始造“派”、命“代”，诗歌批评则放弃了学术的自尊成了这些制造的使用者和追随者。正如中国的小说批评对于已经长达十年之久的“中国故事会”的写作现场的放纵与失法一样，面对探索与实验的诗歌创作现场，中国诗歌评论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无效的半沉默或失效的全沉默，所导致的主动性、先导性与注意力和甄别力、命名力的丧失，是当下中国诗歌批评的最大损失。然而，中国诗歌批评丧失的岂止是这些？中国诗歌批评的注意力几乎是既没有在所需要关注的诗歌之外，也没有在必要研究的诗歌之内，它依附于诗歌波浪，随波逐流离开了诗歌，走进了一个由它自身的生产、消化、排泄所构成的循环系统之中。

因此，在看到霍俊明所著的《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后，我个人感觉到好像一个开端已经相对于这种惯常的外围状况出现了。这本书以对世纪之交的诗歌现象的一个局部为研究对象，深入而系统地分析、归纳了这个现象的精神动机，并以这一动机为考察对象准确地捕捉到了一代人焦虑、奔突、游走和自我救赎的“灵魂感”。它出现于诗歌创作现场的迅速、有效和积极，都对当下的中国诗歌评论家社会制度现状有着特殊的突围意义。我认为这是一本事关一代人的书。在这本书中，或许作者霍俊明并没有去直接触及一代人的灵魂，他是要去寻找塑造一代人灵魂的那些水与泥土。这并不是说作者是在忽视构成文学性的人的灵魂性，恰恰相反，这正体现了作者对于灵魂正是由时间赋予而体现为那些不可抹除的历史胎记与经验外套――灵魂也是一个时间的跨度，它一旦出发便已成年――这一事实的卓越认识。这本书充满了文学评论少有的激情，在描述一条整整一代人在褪除“尴尬”命运的焦虑中行走的精神之路的同时，由于作者本人也身处其中，而充满了悲壮的诗意；它本身就是一个孤独男孩在树顶上的秋日歌唱。我想每一位读者读完了，都会觉得这本书不是在单纯地论述诗歌与文学，事实上，这是一本谈论思想史的书。它以一个优秀评论家的思想高度和敏锐眼光，从此给予了一代“无名者”一个名为“尴尬”的恰当称呼，而让他们“诗出有名”，它的中国思维和西方方法的有效结合，也打开了文学批评更值得探索的另一疆域。

有一个常识，大家应该都知道，在法国或者是在欧洲的任何国家，几乎从来都没有人把兰波在母亲的鸡舍里写下的那些诗篇当做“农民的儿子”的诗歌来研究，而是看做了法国甚至整个欧洲的心灵史。在中国，苏轼、王国维这些人也从来都没有这样研究陶渊明的愿望。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诗歌批评中，就有“打工诗歌”、“底层写作”这些名词，而且会风行一时。这看起来，好像是研究者的一种精神观照，是对于作者以及作者所身在的那个集众身份的情感关怀。但实际上，这还是“评论的虚伪和无力”，是一种“小资产阶级下午茶”式的论调和态度。这不但从根本上背离了诗歌的艺术发生原理，也忽略了作者那些更深的思考。这种命名的伦理初衷和学术心理一看便知。所以，针对类似的中国诗歌批评现状，霍俊明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可能还是在他从更大、更深、更高的学术层面上考察了他的研究对象，而在深入腹地的考察中他断然抛弃了那种盲目命名以及与之有关的类似判断，而用“尴尬”一词，为他的研究课题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精神背景，从精神展开，重新建立了一个批评的境遇，也为批评工作展开了一个平衡、信约、恰当的天地。《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满足了大家要求评论家像研究古代诗人、诗词那样的一本书对于一个现象、一本书对于一个群体、一本书对于一个概念、一本书对于一个个人、一个评论家毕生针对一个选题用几十本书来深入研究、系统论述的渴望和呼唤。可以说，在兼顾前期中国诗歌批评的“诗歌史”景状的同时，它终于向个案的内部更深地迈进了一步，并以此向大家出示了呼吁那种诗歌评论时代要尽快结束的理由和论据。对于诗歌批评，我们呼唤那种不断那深入的、具有高度和宽度的发现，呼唤《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这样的研究。我欣赏于霍俊明在《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一书中通过他燃烧的学术激情和真实的责任感，把每一位陌生的研究对象都作为了在心灵深处远道而来的朋友，以一颗互爱之心渴望与他们在精神的内部相逢，他表达了他纯粹的学术理想和首先是对自身的寻根愿望，并真正进入而在他的批评发现中实现了与大家心灵和思想的多重交流。我和霍俊明相识于2004年秋天的北京，直到2007年冬天才在寒冷而美丽的额尔古纳大草原开始小声的交谈，但到了2008年秋天，当我们又一次在祖国之南的海南岛相逢，却只是静静地坐着，几乎什么也没说。好像“说”已经离我们很远了。真诚、沉静，让友谊和对于诗歌之学的热爱，在一片静静的气场中腼腆地默默传递，这是霍俊明的为人，是在完成《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这本专著的那个夏天，彻夜干活，狂书不止的人，也是他内部的内部，是他的核心，是他和任何一位诗歌同道在性情、志趣与理想中温暖的映照，也是他诸种诗学研究发现的人格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