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刻推开电脑,来到北面的书房。武汉居舍朝向特别紧要,南面是宝,北面是草。我家北面的房间,夏天高三度,冬天低三度,四季阴不见阳,人人都不肯入住,便辟为了藏书房,纸张总归是少晒的好。时值酷暑三伏,我一进入北书房犹如进入一蒸笼。不过却没有费任何周折,我移开沙发,趴在地上,打开最低一层矮柜的某一扇门,准确地找到了“我的译林”。发现真是一种顿悟,心灵一开敞,眼睛一发亮,你要的东西就是你眼前。我实在不免洋洋得意!拿起这本“我的译林”,掂一掂,历史的分量是什么感觉?它已有29年了!珍藏了29年的书,其颜色、气息与手感,都是这样养眼、恬静与成熟,因黄透而温润,因陈年而墨香,更因我年轻的手工制作而显得格外可爱和特别亲切。
“我的译林”是一本我自己精心制作的剪辑本。我剪辑了1980年至1982年发表在译林杂志上的美国长篇小说《普通的人》,美国长篇小说《克莱默夫妇之争》,美国中篇小说《余生虎口》,美国电影剧本《教父》,美国畅销小说《天使的愤怒》,保加利亚中篇小说《障碍》,卡尔・桑德堡的诗歌以及英国作家毛姆的一则自序。为了使其更像一本正规杂志,我用牛皮纸做了封面,用钢笔做了封面设计,扉页选用了一则代序,是冯亦代的“从《普通人》谈起”。因为它的厚度超过一般杂志,我启用的是上鞋底的方法:鞋匠锥子,大鼻子粗针和水手棉线。几乎用不着回想,看见这本杂志,我就看见了那把锥子曾经躺在我知青时代的针线箩里,大鼻子粗针则与许多大大小小的针线在一起,还有一只顶针。唯有水手棉线是好不容易得到的:我同学的姐姐的对象是长江航运公司东方红客轮的水手,同学向我吹嘘说水手棉线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不怕受潮,起码一百年不腐烂。为了得到这段棉线,我答应替她书写所有的文字文件:决心书,宣誓书,入团申请书,思想汇报,学期总结,给父母的信以及谈对象的情书。现在看来水手棉线果然耐用,29年了,它结实如故。
我可以暂时放下写字的笔,可是我放不下这本译林了。我无法抑制重读的渴望。重读中,这些文本的细腻精致一再给我惊喜,甚至29年前初读的新鲜感也无法与之相比。此时此刻,我要把沉淀了29年的赞颂和感谢送给译林,送给那些译者,《普通的人》是朱世达,《克莱默夫妇之争》是万培德、彭恩华,《虎口余生》是符家钦、孙家新,《教父》是王守成,《障碍》是朱兆顺。与现在出版的许多翻译书籍相比,他们的翻译文本令人震惊地没有硬伤。他们客观沉静,从容大气,以最大努力接近原文主旨并保持原文风格和语感,这是一种何等了不起的专业本分与专业守信。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也许会暂时局限译者的思想意识、认识水平与解读能力,但是文学的审美共性,文学的社会性阈值的宏大与含蓄,完全为我们提供了不犯低级技术性错误的可能性。29年前,译林和这些值得尊重的译者,他们就已经在努力并且做得很好。
故事说到这里不可再说了,再说就不像故事了。夜已深沉,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穿行了29年的月光,欣然照亮着我手中的这本“译林”。自1980年至今,我搬家十余次了。每一次搬家都有成堆的书籍被送人或者卖掉。“我的译林”却一直紧密跟随。怎么能够不抚摸,不无语,不心潮起伏?最后让我把这个故事送给译林出版社和译林杂志社,故事里都是我的衷心感谢、诚挚信赖和未来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