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故，并不一定有事；有事，并不一定有趣；有故事，还不一定能够被及时发现。所以故事这个东西其实不容易构成。因此故事这个东西也是不能随便讲的。今天，原本是一个没有故事只有日常工作的一天。早早把自己安顿在书桌前我立刻推开电脑，来到北面的书房。武汉居舍朝向特别紧要，南面是宝，北面是草。我家北面的房间，夏天高三度，冬天低三度，四季阴不见阳，人人都不肯入住，便辟为了藏书房，纸张总归是少晒的好。时值酷暑三伏，我一进入北书房犹如进入一蒸笼。不过却没有费任何周折，我移开沙发，趴在地上，打开最低一层矮柜的某一扇门，准确地找到了“我的译林”。发现真是一种顿悟，心灵一开敞，眼睛一发亮，你要的东西就是你眼前。我实在不免洋洋得意！拿起这本“我的译林”，掂一掂，历史的分量是什么感觉？它已有29年了！珍藏了29年的书，其颜色、气息与手感，都是这样养眼、恬静与成熟，因黄透而温润，因陈年而墨香，更因我年轻的手工制作而显得格外可爱和特别亲切。
“我的译林”是一本我自己精心制作的剪辑本。我剪辑了1980年至1982年发表在译林杂志上的美国长篇小说《普通的人》，美国长篇小说《克莱默夫妇之争》，美国中篇小说《余生虎口》，美国电影剧本《教父》，美国畅销小说《天使的愤怒》，保加利亚中篇小说《障碍》，卡尔・桑德堡的诗歌以及英国作家毛姆的一则自序。为了使其更像一本正规杂志，我用牛皮纸做了封面，用钢笔做了封面设计，扉页选用了一则代序，是冯亦代的“从《普通人》谈起”。因为它的厚度超过一般杂志，我启用的是上鞋底的方法：鞋匠锥子，大鼻子粗针和水手棉线。几乎用不着回想，看见这本杂志，我就看见了那把锥子曾经躺在我知青时代的针线箩里，大鼻子粗针则与许多大大小小的针线在一起，还有一只顶针。唯有水手棉线是好不容易得到的：我同学的姐姐的对象是长江航运公司东方红客轮的水手，同学向我吹嘘说水手棉线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不怕受潮，起码一百年不腐烂。为了得到这段棉线，我答应替她书写所有的文字文件：决心书，宣誓书，入团申请书，思想汇报，学期总结，给父母的信以及谈对象的情书。现在看来水手棉线果然耐用，29年了，它结实如故。
我可以暂时放下写字的笔，可是我放不下这本译林了。我无法抑制重读的渴望。重读中，这些文本的细腻精致一再给我惊喜，甚至29年前初读的新鲜感也无法与之相比。此时此刻，我要把沉淀了29年的赞颂和感谢送给译林，送给那些译者，《普通的人》是朱世达，《克莱默夫妇之争》是万培德、彭恩华，《虎口余生》是符家钦、孙家新，《教父》是王守成，《障碍》是朱兆顺。与现在出版的许多翻译书籍相比，他们的翻译文本令人震惊地没有硬伤。他们客观沉静，从容大气，以最大努力接近原文主旨并保持原文风格和语感，这是一种何等了不起的专业本分与专业守信。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也许会暂时局限译者的思想意识、认识水平与解读能力，但是文学的审美共性，文学的社会性阈值的宏大与含蓄，完全为我们提供了不犯低级技术性错误的可能性。29年前，译林和这些值得尊重的译者，他们就已经在努力并且做得很好。
故事说到这里不可再说了，再说就不像故事了。夜已深沉，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穿行了29年的月光，欣然照亮着我手中的这本“译林”。自1980年至今，我搬家十余次了。每一次搬家都有成堆的书籍被送人或者卖掉。“我的译林”却一直紧密跟随。怎么能够不抚摸，不无语，不心潮起伏？最后让我把这个故事送给译林出版社和译林杂志社，故事里都是我的衷心感谢、诚挚信赖和未来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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