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同学，又是20多年的朋友。一同烧了他考研的准考证毅然支边，乘同一列火车去的青海，去了同一所大学教书，住在同一间由教室改的临时宿舍。可以说是朝夕相处，直
他兄弟几个的名字里都有“山”字，老父亲读过私塾，背得出《论语》，是个仁者，希望能将一种伟岸、刚毅、坚定的东西植进孩子们的性格与生命中去。后来，他的经历还真的和山密切相关。他出生在大别山前哨，长大后他又去了青藏高原，这里攒聚了世界上最伟岸的山。
我总以为，如果没有青海，没有那些山，没有西部的那些岁月，鲍鹏山成就不了今天的高度。没有高原慷慨的阳光与纯净的空气，他的近视镜片也很难有今天的透视力。他对历史，有了迷恋，一种执着的迷恋，近乎于痴迷的留恋。他窥探历史，窥视古人的心迹。像一个虔诚的考古者，开坟掘墓，对历史的遗骸审慎地敲敲打打，听音观色。他将胸口贴近圣贤的残骸，试图以自己周身的体温去复活一个冰封尘埋的世界，让枯寂的历史再现生机。这是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潜在动力。
高原为他积聚能量，多元文化的相生相容，西部特有的野性和血性，在不知不觉之中，融入鲍鹏山的骨子里，在《新说水浒》中演变为对野性与血性的呼唤，对刚性的认可，对抗庸俗、懦弱与怯弱。
1985年他支边去了青海，16年后他来到了上海。他的第一节课是在青海的讲堂上的，他的第一本书是在上海出的。这也是一种机缘，一种巧合。青海与上海，一个是中国最大的省份，一个是中国最大的都市；一个海拔最高，一个海拔最低；两者既有海拔高度的差距，更是一种文化氛围的差距。青海给了他思想的从容和冷静的视角，现代大都市上海的灯红酒绿提供了审视与反思高原原始粗放文化精神的原动力。在青海，他酒量很大，常常喝，时时醉。也抽烟，也偶尔打打麻将、下下围棋、跳跳舞。自打到了上海，这些都戒了。他跟我说，有些事，不入乎其里，不明白其有趣，不出乎其外，不晓得其无聊。他是一个拿得起也放得下的人。
早年由于稚气加义气，他吃了不少苦头，心上留下不少的人生刻痕，流过血，结过痂，甚至烙下疤痕，故而有点愤世。
他是一个好老师，又是一个干事十分认真的人。因为认真，所以对学生要求很高。为此也时常批评学生，骂学生，学生有点怕他。学生怕他，更爱他。他离开青海好多年后，青海师大的学生知与不知都还时常谈论他。
他是一个作家。他在《美文》、《随笔》的系列专栏文章汪洋恣肆。他一直不忘关注人，关注现实。他深知文字是对生命的静观默念，沉思遐想。他对专制体制本能反感，他致力倡导一种充满智趣的人生。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者，等身著述可以作证。不愿束于象牙之塔，不愿寻章摘句，他要做鲜活的学问，关于人的学问。
他的著作，无论是写历史人物的《风流去》，还是写文学的《中国人的心灵》；无论是摹写圣人的《说孔子》，还是叹赏经典的《附庸风雅》、《新读论语》，我们可以看出他学术视域的辽阔，更能感受到他思虑之深，情怀之重。他说过，做学问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持续不断地关注研究对象，一种是持续不断地琢磨提升自己。前者往往成为专家，后者有可能成为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