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张翎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29.80元
张翎
今年7月28日，唐山，在抗震纪念碑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唐山大地震33周年暨电影《唐山大地震》开机仪式”，这部由冯小刚执导的鸿篇巨制，改编自张翎的小说《余震》。8月11日，北京，中国作协创研部、《人民文学》杂志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张翎长篇小说《金山》研讨会”，认为《金山》跨越重洋，在当代文坛横空出世，注定会成为2009年乃至近几年中国文学一个重大事件。
《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说：“张翎结结实实地给国内作家上了一课，她交给我们的是基本的现实主义写法的ABC。从扎实的细节考证到认真到几乎较真的写作态度，张翎的工作令人敬佩。张翎可以说是当代华语作家中经典现实主义的唯一继承人。”从编发张翎处女作《雷锋颂》开始一直到4卷本文集以及长篇《金山》出版，袁敏清晰地看到张翎的写作逐步走向成熟。她认为今天的张翎已经不是昨天的张翎，她笔下的爱情也早已不是小家碧玉的儿女情长，而是穿越历史、跨越大洋、超越生命的大爱。这样的大爱在张翎2009年向国内文坛奉献的长篇新作《金山》中登上了一个令人瞩目的里程碑。
在日益空乏寒窘、日益浮夸躁动的当下，《金山》以它几近“笨拙”的严谨扎实，以它对时代风云以及人物命运的贴心贴肺的把握，以它瓷实饱满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以它的力量和深情，让我们眼前一亮。
读书报：如果说过去的作品还能找到重复叙述江南、风格雷同的影子，那么在《向北方》、《余震》尤其是这部《金山》中，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这种变化来自什么？
张翎：过去的小说，都像是穿着江南金缕玉衣的一个人，某一刻，他的灵魂大到要突破童年的框架，金缕玉衣的针脚都挣裂了。过去的写作中，大部分小说离我很远，到了《向北方》就离我很近了，主人公是一位康复医生，走在江南小巧的城廓里，他觉得一举手投足都能擦碰到别人，感觉与城市格格不入。于是就到了加拿大，他的灵魂渴望天高地广，渴望无所顾忌，渴望包容勇敢的精神，回过头来看，这部作品几乎是我的个人宣言。从那之后我突然不写南方题材了。
读书报：如果以《向北方》为界线，此后的作品是否更为成熟？
张翎：我是远离故土的人，早期的作品是对故土、童年环境、母语的重塑。再往后，进入书写成年人生的阶段。一部分是童年、少年、青年的体验，一部分是成人体验，二者有不同，但是不可分割，就像一个人的成长，是渐变的过程。
读书报：为什么到加拿大10年间，除了零星地发表小文章，没有其他任何作品？
张翎：我一直想写，但是我有一个荒谬的理念，就是作家不能太穷，如果老想着谋生就很难专注；也不能太富，否则会失去对底层的关注。我解决的方式就是，把外围的东西先准备好了，再进入核心。前面十年，我都在做准备，包括读了两个毫不相干的学位。我常常诅咒自己，也总是被一定要成为作家的焦虑困扰，实际上我做了包括谋生、文化的积累和阅历的准备，动笔写《望月》时，正是好时候。自己感觉好像沉淀了十年，创作力旺盛，浮在表面的情绪化的东西沉淀了，有了理性的思考，《望月》虽然还不够成熟，但是已有了叙述的氛围。
读书报：但是也缺少了移民文学这一部分的书写。
张翎：移民是痛苦的，如果留学的第一天就写，一定有焦燥、控诉的情绪在文字中表述。十年过去，已经适应了环境，不再控诉，现在回想，十年等待是值得的。我认为从文学审美观来看，作家不该加入评判，作为生活态度，应把自己的态度、观点从故事中挪移开，不应让别人看见你在哪里，在小说里加入自己的评判，是小说家不高明的方法。如果我在刚出国就写，一定是把自己的评判立场加入故事，现在至少我把自己藏得很深。
读书报：在作为听力康复师的职业中，写作于你是怎样的状态？
张翎：我的大部分时间在工作上，业余时间被大卸八块。我不是多产的作家，花在写作的时间不多，更多的时间是在阅读，还要旅游、阅读、和朋友交往。一般我从晚上9点开始写，11点就基本上偃旗息鼓了。但是阅读从不间断。我读得很杂，常常把农家春联大全或者某一地方的地图抱回家，我的阅读更多地是兴趣驱使。
常常在一部大作品写完，我一下进入不想再写的状态。大的休息调整之后往往带来更大的变化。《邮购新娘》之前风格很雷同，整体叙述重复。写完《邮购新娘》后有14个月，我只写了三个中篇，都不同于以往。《金山》写完后七八个月到现在，我没再写一个字。我不追求多产，只追求灵感真正打动我的时刻。这也跟我的期待不大有关。比我有才华的作家有的是，我常问自己：你算是几流作家？我想自己是一个不入流的作家。但是我的耐心和安静还值得一夸。我基本上是跟着灵感走，没有激情的时候不写。我想正好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写作方式。
读书报：你的人生一半在中国，一半在北美，这种大洋两岸寻找的状态，对写作来说是怎样的影响？
张翎：移民生活是双刃刀，直接切割了和本土的距离。但是我有脚踏实地的扎实、有灵感的优势，有理性的审美距离，就像看油画，近看只是一片斑驳，远看才是风景。远离母语文化，原来束缚我的一些东西，现在都不存在了。不是单纯的剥离，我有时常常忘掉地点，忘掉附加在人身上的标签。别人关注的是地点，我关注的是人的生活状态，我始终在寻找。
读书报：《金山》跨越了清朝同治年间至今150年历史。寻找史料是一个艰巨繁复的工作。你在搜寻相关史料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
张翎：这是一次笨拙的书写，不自由是因为有两个束缚，历史和细节的真实。我做了大量的调查，理顺历史的纹理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书后面列的参考文献只是一部分。更大的难度在于细节。这是一个戏说的社会，我也可以写一部《戏说金山》，一切的真实可以虚化、淡化。但我就是跟自己较劲，真正站得住的作品必须在历史的纹理即细节上站得住。写金山的过程，灵感如滔滔的大水，但是出口太小，主要是时间不够，而且不断被细节考证打断，令我沮丧焦虑。书中有一处六指买武器的细节，为了一行字、一句话，我给部队的人打电话，朋友个个被我弄得很烦。
读书报：为什么能下决心做这样一项庞大的工程？
张翎：我要写被人忘却的那段无声的历史。今天的新移民，不经过调研不会知道，今天加拿大多元的文化氛围不是一夜之间营造成的。被称为猪仔的先侨，他们淘金或修铁路，都是一段凌乱的历史，我全部借助考察原始资料，看照片、论文、专著来了解历史。华工自己没有留下书写的记录，所有回忆都是别人写就的，他们不是用文字，而是用自己的脚印书写历史，一步步踏到今天。他们毕生行走在黑暗中，却给后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我看了那些无名的墓碑，这些人的灵魂一辈子不可能回家，如果通过我的笔能使这些灵魂归家，那对我是最大的安慰。
读书报：写完《金山》之后，还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
张翎：《金山》之后，还有一些原始资料没有用完，我会写一系列的金山人物，第一篇就是阿喜上学。
张翎将自己的笔触从长期注目的“现实”拉向了“历史”的深处，展现了她对20世纪华人历史的全面思考。《金山》的发表，意味着张翎在20世纪的华人历史中发现了丰富的金矿，在对这个金矿进行挖掘和表现的过程中，张翎深邃而强烈的历史感获得了贴切的表现载体，在中国和北美这两条线索的并行中发挥才情的格局也有了结构性的变化，而驾驭这么庞大的时空和描摹如此众多的人物――这些人物，几乎每个人都或背负着沉重如山的历史包袱、或体现着与生俱来的族裔原罪，并都具有着共同的命运悲剧――对张翎来说也是一项颇为艰巨的挑战和考验。所幸的是，张翎战胜了这个挑战和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