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文化偏执症的出现，都可归因于对常识的漠视。金庸作品的热炒乃至上升为“金学”，离不开一批知识分子对于常识的篡改或偷换，但这种貌似严谨的学术论述，打着许多理想性的文化旗号，对普通民众乃至部分学界中人有着强烈的迷惑性。只要是从“文学审美”这一基点出发，金庸小说无论是从文化语境、文体形式或美学内质，都只能还原出它通俗的消费性写作的本质。金庸的武侠小说无论怎样绝胜同类文本，也只类似于可口可乐在软饮料中一枝独秀，但不能当稀粥喝的。金庸小说神话的出现，以及对这种神话的捍卫，都大规模地践踏了常识。《文坛三户》一书从金庸神话的构筑、金庸小说的精神传统、金庸小说的价值论争以及金庸小说的文化本质等角度入手，全方位地揭示出“金学”是怎样从某些知识分子扭曲常识的暗箱里孵化而出的。用金庸热的几大特点“持续时间长”、“覆盖地域广”、“受众身份迥异”等来求证金庸小说“雅俗共赏”的价值，看似言之凿凿，却实为风马牛不相及。金庸热的几大特点，如果在选举中某个政治理念推广之时出现，尚有几分价值，但对文学性的评价没有什么作用。鲁迅不是靠海选投票投出来的，《红楼梦》也不见得很招农民工待见。为了论争金庸小说的价值，某些学者或如上述的那样篡改逻辑，或微妙地改写文学史史实，或对文化快餐的写作模式推崇备至，甚至无法认清开明君主的政治本质。随着这批隐秘的改写被一一发掘，“金学家”们对常识的认知偏离得如此之大，表明在这些学术论证背面存在着的心态失衡。
拆散“三户”们七宝玲珑的秀台，无疑是对知识分子文化空间的净化。许多大概念的流行、文化符号的捏造、溢美言辞的膨胀，都不是理性交往过程的副产品。相比于“金庸热”，王朔与余秋雨成为文化焦点的原因可能要更为复杂。王朔成为反抗主流意志的文化英雄，余秋雨成为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的“形象代言人”，既是伪饰、炒作与误读的产物，也是高明的世俗生存术与大众心理操纵术的体现。王朔的“反抗”姿态与“平民”立场，余秋雨的“美文品位”与“文化良知”，都曾引起文化圈内的高度关注，对二者总体上持肯定甚至颂扬态度的不在少数。而《文坛三户》对这个问题的系统性清理，即是为了改变公共文化圈内批评尺度的混乱与价值观念的迷魅。若读者仅对王、余二人的作品进行浅层的阅读，往往会沉迷于故事情节的描述和言辞文句的组织，而这与王、余二人作品的深层意图距离极大。《文坛三户》不仅结合史实还原出王朔小说创作的主客体语境，还理清了王朔小说创作的精神资源，从而整体性地复原了王朔小说创作的面目。一旦将王朔小说进行立体化的分析，王朔轻贱文学的内心姿态、模式化的文本结构、鄙视平民与知识分子的“大院文化”立场，就层层展现出来；王朔的激愤、反抗、痞气、愤世嫉俗，就暴露出最原始的基因图谱。他的激愤与叫骂，源自于他在身份优越感和社会权益分配上的不满足。王朔认为，自己应该凭借“大院子弟”的身份得到权力体制的优待与眷顾，当社会转型迫使这类不学无术的“大院子弟”要在竞争中谋生之时，走投无路的王朔找到了“文学”这条他原本看不起但又能暂时果腹的路径，于是，在借用消费文化的创作机制大量生产小说之时，借小说之口表达自己的愤世嫉俗，就成了王朔写作的常态。随着社会转型的逐步推进，文学在社会观念传播上的主导地位逐渐禅让给影视流行文化，王朔也适时地调整生存方式，横跨文学与影视两端。他的小说和影视剧靠调侃、讽刺知识分子引发笑声，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帮闲”性的文化消费品，也是不痛不痒的文化“调和剂”。近些年王朔抛弃文学而依然叫骂不止，“愤世嫉俗”的表演本质昭然若揭。一旦异见出现，王朔常将对方的论点解读为对主流意志的攻击，他曾将王彬彬的就业与工作认定为“对人民军队的玷污”就是明证。这也令人想起梁实秋含沙射影地说鲁迅拿卢布。
与王朔的粗痞之气相比，余秋雨的为文处世都显得雅致许多。写些山水美文、游记随笔，对着某些模特女郎讲点文化常识，时常在电视媒体上露露脸，构成了余秋雨作为公共文化人的常态。在《文化苦旅》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余秋雨越来越明显地朝着知识分子代言者的方向转化，与王朔相似的是，其公共形象的塑造与其内在的精神立场都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许多人将余秋雨近年来的许多言行理解为知识分子的伪饰与“作秀”。《文坛三户》精彩地揭示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余秋雨的转变过程：“因《文化苦旅》而大红大紫的余秋雨，此后的身份就不仅仅是一个学者和一个散文家了。其形象变得既清晰又模糊，似乎像是一个独立自由的文化人，在本着自己的意愿从事‘文化建设’；似乎又是一个牵线木偶，一举手一投足都受着看不见的手操纵。他于文化的某些宏论，表面看来是他自己的所思所想，但细听来，又像口中长着的，并不是自己的舌头。他所说的字字句句，乍一听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细想来却无一字一句能落到实处，无一字一句关乎当代中国人的痛痒。――总把‘文化人格’、‘文化良知’挂在嘴上的余秋雨，头脑稍稍清醒些的人，都会感到从他那里看不到多少‘文化良知’的闪现，看不到什么‘文化人格’的闪光。”这番准确的描述与评析可以看成是对“余秋雨们”的抽象与概括。《文坛三户》对于作为文化论争出现的金、余、王三者的批评，正是对知识分子启蒙精神的努力践行，以及对公共理性空间的祛魅归真。
康德对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理性”的判断，对当代批评而言仍远未过时。许多文化批评既没有深厚的学术基础，也没有明确的批评指向，文化批评正逐步成为“知难行亦难”的苦差事。像《文坛三户》这样既有扎实深厚的批评基础，又有批评的大气与勇气的著作，在当下的文坛尤为珍贵。从《文坛三户》的字里行间，不难读出某种鲁迅式的批评风格，还能清晰地看到《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的痕迹，更能感觉到批评过程中的公允之心。在批判“金庸热”的过程中，并没有否认金庸小说作为闲适性文化消费品存在的合法性；而在剖析余秋雨其文其人之时，也肯定了《文化苦旅》的某些美学品质。江上熙熙攘攘的过往之客，多数将公共文化空间当成了获取名利的秀场，许多在操作与被操纵中沉浮的知识者们时有惊人之语、惊世之行，但其中又有多少能有裨益于先贤未竟的启蒙事业？往事何堪哀。在对金、余、王三户的批评中，读者应能体察到作者行文里的“破中之立”。破除武侠小说的“现代性”神话、戳穿“雅俗共赏”下的逻辑错乱、还原愤世嫉俗的反抗者的基因图谱、剖析“大文化”言辞隐藏下的投机与油滑，这部著作努力拆散“知秀分子”们精心经营的伪饰，就是为了唤回知识分子们应有的启蒙精神与人格风骨。如果把作者所写的《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留在沪宁线上的鼾声》等系列文章作为一种延伸阅读，就更能感知作者的文化情怀。因而《文坛三户》的再版，绝非单纯的一部书稿的再次印刷。这部著作的启蒙效力，还将继续作用于当下这浑浊昏乱的文坛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