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史》（上下），吴永贵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55.00元
中国出版史的研究近年来成果颇多，仅出版史教材，就有肖东发先生主编的《中国编辑出版史》，黄镇伟先生
在体例模式上，吴编教材力求突破以往中国出版史教材和著作主要以朝代为纲的叙述模式，选择以出版技术的变革为断代依据，将中国出版史分为三个时期：抄写时期，版印时期，近现代印刷技术的引进及应用时期。他在后记中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当今天的我们又一次站在了电子与网络技术包围的路口，切身感受着新技术挟裹的滚滚巨潮，正威风八面地横扫着传统出版的时候，谁又能说我们出版人所处的当下，不是后世研究者划分出版历史时期的又一个分水岭标志？新出版技术不仅带来新的文献生产方式，它还同时带来新的文化传播路径，和新的阅读接受状态。因此，我们在出版史的宏大叙事中，就不能不格外关注技术因素对出版新范式所产生的拐点性影响。当然，在拐点与拐点之间，诸如政权的嬗递，政体的变更，思潮的起伏，文化的运动，教育的展开，乃至经济的变化，都会投射到出版经济与文化活动中，从而在出版历史长河里，形成圈圈涟漪，或掀起阵阵风浪。凡此种种，共同构筑了数千年生生不息的出版时空大背景。”
从当前中国出版史研究成果情况来看，古代出版史部分相对来说成果更为丰硕，体现在以前的教材编写上，也存在着古代厚实、近现代薄弱的特点。吴编教材充分意识到这一不足，并有意识地作了调整。该教材上册为古代卷，下册为近现代卷，各三十余万字，下册篇幅还要略多于上册。古代卷由李明杰博士执笔。近现代卷则由吴永贵先生本人执笔撰写。
民国三十八年虽然不太长，但却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的重要发展时期，编者用一章的篇幅，以时间为主轴，较为详细地梳理了民国出版发展的历史脉络。大致说来，民国时期有三次大的历史事件对出版业影响最为显著。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导致了出版业的“突变”：出版物数量激增、出版物内容革新、出版物形式变化、出版机构崛起与调整，等等。二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从形式上实现了全国统一，国家政治的相对稳定、经济的发展、交通的进步、教育的提高和图书馆事业的繁荣，都为随后十年出版业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这一历史机遇下，民国出版业迎来了其黄金年代：原有的大书局，规模进一步扩大；新设的中小书局，兴跌更替，生命力顽强；书刊出版的数量，更是逐年攀升，至抗战前夕达到历史的最顶峰，其中不少出版物质量上乘，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是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彻底遏制了中国出版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势头，直接导致了民国时期出版业由盛而衰。
在第三章对民国时期出版史作了概述之后，吴编教材从第四章到最末的第八章，就近现代出版史的若干重要专题进行了探讨，这些专题包括“民国时期重要出版机构”、“民国时期重要出版人物”、“民国时期出版经营活动”、“出版法律与出版管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等。
作者在后记中这样表白道：“之所以将近现代出版史单列为篇幅最大的一编，不仅仅因为详近略古乃为一般史书写作之通例，也不仅仅因为编者试图通过这方面的努力，改变前期同类教材近现代出版史叙述薄弱的局面，更为重要的因素还在于，晚清以降的近现代时期，正是我国近代意义出版业的发生与发展阶段，对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业产生了绵延影响。对其发展脉络进行细致梳理，理应成为当今出版学子们所应重点掌握的内容。另外，在这一急剧变革的百年历史时期里，诞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出版机构，产生了许多有作为的出版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经营才干、体现出来的出版精神和所作出的出版文化贡献，都值得后人去认真思考和大力借鉴。”这样一种古为今用的治史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