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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川藏线上野花满山、湖泊澄净、水草丰美、牦牛肥壮，作家阿来开着越野吉普，与20多位媒体记者一道从成都出发，经康定、道孚、甘孜，直奔格萨尔的故乡――阿须草原，其间穿越二郎山、折多山、塔公草原、玉龙拉措圣湖。与蜿蜒崎岖的路况相伴的是沿途绝美的高原风景，随着车窗外藏人聚居的乡村、城镇逐渐清晰，康巴风土人情扑面而来。为了以自己的方式重述格萨尔王的故事，他曾数次前往康巴藏区搜集资料、拜访说唱艺人、亲近山川河流。如今，新作《格萨尔王》（重庆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付梓，在阿须草原上伫立的格萨尔像前，他手捧哈达面带虔敬，献上哈达的一刻也便了却萦绕心头的夙愿。于是，他称此行为“还愿之旅”。
一路上阿来时常扮演“独行侠”，偶尔路上停车休整，他会扛着照相机、三脚架离开大部队，用镜头瞄着花草牛羊雪山圣湖，似乎他与一朵野花一头牦牛更有话说，“我不太喜欢‘群众运动’，独来独往多好，就像我写小说一样”。在阿坝藏区马尔康县长大的他到了康巴地界像是倦鸟归林，精气神十足，三四千米的海拔全不当回事。
阿须那夜，阿来住在巴伽活佛家的藏式客栈。外面的雨声和犬吠时断时续，屋里灯光昏黄，映得四壁彩绘神秘悦目。晚饭时他喝了青稞酒，还信口唱起西北花儿，像是意犹未尽，点上一支烟，他仿佛说唱艺人似的打开了话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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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并不觉得自己重述《格萨尔王传》有什么意外，“我是藏族人，从小就听过格萨尔王的故事。虽然童年正值文革时期，当时这些传说被禁止讲述，可格萨尔王对藏族人来说太重要了，哪怕不是听说唱艺人讲，断断续续零星的故事仍旧听得到。比较系统地了解这部史诗，则要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格萨尔王的故事再度在藏区流传，政府也做了一些书面整理的工作”。
踏上文学之路的他对这个题材更加感兴趣，“这个题材之所以吸引我，是我可以借‘重述’实现对历史、对藏族文化的重新认识。”不过他从来不是着急的人，对待写作尤其如此，只是静候水到渠成的那一天。
写《空山3》的时候，他开始考虑“重述”的事情，《空山3》的写作进入尾声，这个念头愈发强烈，他知道是时候了。“大致的故事框架我早就心中有数，格萨尔从天上下界、拯救百姓、建立国家、征服四方、功德圆满、回复天界……我主要是在细节上下功夫，从古至今，格萨尔王的基本故事差不多，不同的说唱艺人却能说出不同的效果。”他所理解的故事讲得好不好，第一是情节是否生动，第二是有没有意味，语言好不好，毕竟故事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另外他也看重故事里有没有思想。
动笔之前，他做了大量案头工作。百多年来，国内外关于《格萨尔王传》的研究成果很多，藏区也有不少史料，这些需要仔细研读、拣选、核实，才能接近历史，接近故事原貌，为此他至少读了上百本与此有关的书。“像这样高度虚构的史诗，有些内容其实可以与历史对照，就像《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对照。《格萨尔王传》的还原难度在于它没有一个《三国志》那样的史学底本。崇拜是抽象的，如果‘重述’回到学理层面，就要把崇拜放在一边，何况再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有消极的东西，藏文化也一样。格萨尔王的故事发展到后来，宗教因素越来越多，我得在写作中调整进而还原。”他解释说，一方面要还原《格萨尔王传》与历史的关系，另一方面要把后来宗教色彩浓厚的史诗还原（接近）到它最初产生时的民间色彩上，“淡化宗教色彩，甚至还有些反宗教的意味”。
为了找到适合史诗题材的叙事语言，他翻阅了《伊利亚特》、《奥德赛》等欧洲史诗，参考它们的文体，“我们今天的有些小说，叙述方式好像明清话本，我不想用这样的方式‘重述’，太油滑”。他还参考了不少历史著作，因为“叙述上很大气很沉稳”，《圣经》、《古兰经》他也读了一遍，“那里有简洁、诗意的历史”。
相较西方小说而言，他觉得中国小说的空间感比较差，“我希望我的小说有空间感，这是需要亲自游历才能实现的”。三年里，他一趟一趟地往康巴藏区跑，除了此次“还愿之旅”所到之处，他还去过德格、白玉、色达等地，遗迹、传说就在高原山水中，在普通藏人的讲述里，“这里我已经是第三次住了。”他指指阿须这家藏式客栈的天花板。
分布在藏区的格萨尔说唱艺人是他重点拜访的对象，听他们边说边唱，询问他们的身世、生存状态，“时代变了，如今的说唱艺人群体呈现萎缩的状态，他们在藏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再像以前那样。”他无奈地说：“当然我拜访的不止是说唱艺人，你知道，在中国，不管多么偏僻的地方总有些热爱地方文化的人，我也去拜访这些人，看他们写的文章。这些传说连同这些地理信息，风土人情，在我脑子里逐渐形成一个立体的概念。现在一说起阿须啊道孚啊德格啊，我脑海中就浮起一幅立体的地图。”
他非常抗拒“采风”的提法，“那意味着点到为止，采风已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界非常形式主义的词。我更愿意把我的前期准备称作‘田野调查’，我是在做学术研究，虽然我不是学者。就像台湾学者王明柯那样，我读了他的《羌在汉藏之间》、《寻羌》，觉得我的前期工作方式和他类似。
长期酝酿的腹稿加上充分的准备，一待动笔，他写得很顺畅，“我写小说从来都经过深思熟虑，准备的时间会比较长，写起来没什么困难和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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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文化环境对人的影响、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不言而喻，藏区广阔、久远的土地滋养了《格萨尔王传》这样规模、气概的史诗。千百年来，关于格萨尔王的传说被无数说唱艺人不断丰富也被一代代藏人不断演绎，面对庞杂的线索、故事，该如何取舍？“这我不担心，不管这些故事流传多少年，有多少个版本，它的核心部分是不变的。我需要的素材恰是这精彩的、大家公认的部分。”阿来很清楚一种口传文学历经世代传播会有文本上的变化，在全世界范围莫不如此，“打个比方，你今天上班路上看到街头两辆汽车刮蹭，就把这件事讲给别人听，为了故事好听难免添油加醋，这是人讲故事的天性，经过几个人转述，这个故事再传回你这里就会十分离奇。格萨尔王的故事流通过程也是如此，细节因每个说唱艺人的才情和语言感觉不同而不同。”
在《格萨尔王》的叙事结构上，他没有止步于对格萨尔王的故事的重新讲述，他设计了两条线索，一条是以史诗《格萨尔王传》为底本，按照时间顺序写格萨尔出生、成长、降妖除魔、开疆拓土的丰功伟业，另一条线索则写到活在当下的说唱艺人晋美的经历，如很多说唱艺人获得说唱格萨尔传说的能力是靠“神授”一样，晋美也是不断在梦中和格萨尔对话，“既然这是一部至今流传的活史诗，那今天的艺人也还是可以和他在梦中交流，晋美所处的社会和格萨尔王所处的时代肯定天差地别，我通过对晋美生活的描述，意在把今天的藏人生活和格萨尔时代做一个对比。通过晋美梦里梦外的讲述，来审视这些变化。”这种双线索的结构是他动笔前就想好的，“写小说讲究的是外在形式，也就是结构，还有语言。中国小说历来对结构不很重视，其实每一种故事都有它最恰当的表达方式，这就是结构。重述格萨尔王的故事，就要确定一个恰当的叙述框架，这很费脑筋。”
他表示，书中所写的格萨尔王就是他心目中格萨尔王的样子，而书中另一条线索的主人公――当代说唱艺人晋美就是他自己，只不过，“晋美神采飞扬的时候是我，无力的时候不是我。”他笑着说。
刚刚在北京举行过全球首发式的《格萨尔王》是以“重述神话”项目最新作品的姿态出版的，这个项目的中国部分已先后推出苏童的《碧奴》、叶兆言的《后羿》和李锐（与蒋韵合写）的《人间》。早在该项目启动之前，计划重述《格萨尔王》的念头在阿来心中酝酿已久，“是这个项目遇到了我，在《空山3》即将完成的时候，重庆出版社找到我，希望我能重述《格萨尔王》”。在写作、出版过程中，他获得了充分的自由，作品的文字、篇幅都未受限制。出版方曾给他寄去这一项目此前出版的几部国内外作品，他一本也没看，“不想受这些作品的影响，不过，现在可以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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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几年前，阿来是从写诗初入文学之路的，写了十多年诗，到1990年就不再写了。他不认为这段经历对自己的小说语言有什么影响，写小说对他来说是很自然的开始，“我比较反对这种看法，谁谁写过诗，所以他写小说的语言就好。很多写诗的人语言很糟糕。年轻时我有激情，对世界的感受相对单纯，用诗来表达很合适，等到这世界和我自己都变得复杂，诗歌的容量就不足以承载我想表达的，想要塞到诗歌里的东西越来越多，就很难保持诗歌形式上的完美。”
说到身为藏族作家用汉语写作的话题，他觉得简单地看待少数民族作家“用本民族语言还是用汉语写作”是狭隘的，“我没有疏远自己的民族语言，我反而觉得自己的写作对汉语也是一种丰富”，他举了印度裔英国大作家奈保尔的例子，“奈保尔来自印度，他用英语写作却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对英语文学的影响和贡献有目共睹”。他非常欣赏奈保尔的作品，“他是十年来获诺奖的作家中我唯一喜欢的，他的短篇集《米格尔街》写得好极了”。
在今年4月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典礼上，阿来以《空山》获年度杰出作家奖，在获奖感言中，他谈到了亟待对如今被赋予太多符号化、时尚化意义的藏文化“祛魅”的话题。时隔几个月重提此事，他依旧感触良多。西藏在他眼中是具体的存在，“是个名词，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在更多人眼中却把西藏作为一种抽象的象征，从《尘埃落定》到《空山》再到《格萨尔王》，他的写作一直在努力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西藏，正如《格萨尔王》宣传文案中引述他的那句话，“要让大家对西藏的理解不只停留在雪山、高原和布达拉宫，还要能读懂西藏人的眼神。”他接着说：“今天的中国看起来是多元社会，可是在多元的名义下，我们对多元的理解却未必准确。我不想笼统地谈文学的责任，只说我个人的文学观念，就是我的写作是对藏文化祛魅上的一种努力。这与我的身份有关，也与中国的现实有关。能用文学做一些工作，这让我觉得有意义。”他说，时至今日了解西方的方式很多，留学、考察、旅行，但他是通过文学去了解法国、英国、俄罗斯的，“大多数人没有那么多出国机会，用文学去了解外面的世界不失为一种捷径。我既然有能力站在藏文化和汉语文化之间，不妨用写作来做些工作，这是理所当然的，没什么不得了”。
这些年来他的写作始终不离藏文化、藏族主题，这固然是他得天独厚的“富矿”，但也不免引致“还能开采多久”的疑问，对此，他显得很释然：“藏文化这座富矿，资源多得很，我能开采，别人也能，我不担心枯竭。关键看采矿的人有没有想法，我有我的采法，哪怕别人采过的我也一样能采得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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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文学创作总是和影视关系密切，一本小说若“触电”，时常会带来更广的影响和更多销量。《尘埃落定》曾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搬上荧屏，但阿来对影视和文学的关系不置可否，“电视连续剧《尘埃落定》和我没什么关系，拍得好与不好都不会影响到我的小说品质。我不关心电视的普及面，哪怕它对图书销售有用。我希望真正喜欢读小说的读者来读我的书，而不是被电视吸引才来看，我不会让读者失望。我的小说里会有电视和好莱坞大片不能给你的东西，我的形式感，我的语言，只有我的小说里才有。”
亲自上阵改编自己的小说？他更是从未想过，“我可能永远不会做影视编剧，除非我直接写剧本，而不是从小说改编。为什么要把同样的故事讲两遍呢？”他觉得自己的作品似乎也不容易被改编成影视剧，“那差不多要推倒重来”。他完全承认今天的影视对文学的冲击客观存在，“影视的内容是从文学派生出来的，何况它还可以借助现代科技增加表现力，会把文学中容易表达的部分拿走。今天的作家确实要好好想想，小说里还有什么是影视无法表达的。如果小说写得和影视剧本差不多，写小说干什么？如果小说的内容都能拍出来，小说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他强调，至少在十几年前他就这么想，意识到小说的不可替代与局限之处，“我承认小说的局限，但会在写作中尽量减少这种局限”。
他也上网，看看新闻而已，“根据我的小说观念，起码从文学意义上，网络出现至今对于写作尚未提供什么有建设性的东西”，他还开了博客，虽然有点不情愿，但他很反感为了点击率就如何如何，“既然已经有博客了，我会十天半月贴一篇文章上去，说说自己想讲的话。中国这么大，网民那么多，总有同气相求的人。”
他说他一年里总有四五个月要往外面跑，藏区对他的吸引力是城市生活无法替代的。其他时间，他在成都当作协主席，读书，写作。36岁从牧区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如今也有十多年，却几乎不触及城市题材的写作，读者可能有一天读到他写的城市小说吗？“可能性当然存在，毕竟我在成都生活这么多年。作家的任何一种生活体验都不该浪费。但我不会很快去写城市，今天中国的城市变化太快，我需要更长时间沉淀。现在我们觉得很大的事情，隔着时间，放在历史里回头去看，可能也不算什么”。
完成《格萨尔王》的阿来显得很轻松，他说写完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自己的任务就结束了，“我不操心这本书进入社会、进入市场后的命运，现在我的脑子里一点也不愿意多想这本书的事情，一个字也不想多写。不是没有遗憾，可是有小小的意犹未尽也很好啊，读者也会觉得余韵悠长。”他也不想过多考虑下一步写什么，“先歇个一年半载再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