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近日在《编辑之友》撰文《出版的贡献在产业外》，在行业内外引起了一定的影响，对正在行进中的出版业的整体转企改制热潮更具警醒作用。本报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将该文主要观点转摘如下，以飨读者。
贺圣遂
最近，令人感动地读到温家宝总理在参加“世界读书日”活动时提到的看法：一个发达的出版业的重要标志在于出版物的质量。继承和发扬是文化的特性，而质量是出版的生命。我想，温总理的这些观念应该代表了政府和国人对我们的期望。
我注意到新近出现的对出版意义探究的一种表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听率先撰文指出，放在社会的宏观背景中，从产业角度考察，出版业从来都是一个小产业，自身的经济功能和产业价值有限，出版集团做强、做大的根本标志在于通过优秀出版物的传播影响，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他引证爱因斯坦《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出版活动中其直接的经济回报微乎其微，但它们却开启了宇宙新时代和人类利用核能的新篇章。可见，出版的价值所系，即出版最主要的特征是发掘文化、传播文化，它的更重要的意义并非直接创造的经济效益，而是间接产生的社会思想链、经济链上的泛效应价值。出版人的价值和能力更应表现为通过选择、策划、出版和传播优秀的文化而使洛阳纸贵，从而获取相应的经济利益。正是看重出版的这种属性，许多国家制定了专门针对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产业的特殊政策，采用降低或减免增值税以及政府补贴等方式一以贯之地扶植出版业。
出版的这种文化属性显示其价值和意义在于引领思想变异，影响文明进程，促进社会发展。且再举一例：“二战”后，美国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工业化水平空前提高。科技进步在造福社会的同时，潜伏的灾难尚未被重视，特别是化学工业对自然环境的毁灭性破坏。1962年6月，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推出，环保运动由此肇始。这本书的经济价值也许是有限的，然而其对于社会环保事业的推动作用却是如何估计都不为过的。同样，1979年，钟叔河先生开始策划和编辑“中国人看世界”大型丛书，收录了1840年至1911年间我国有海外亲身经历的先哲的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引起巨大轰动，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智慧，更启蒙了一代人的思想，影响之大，作用之深，又岂是它的出版利润可以同喻的?
改制求繁荣是手段，文化要发展是目的，这是毫无疑义的。我注意过国内较早上市的某书业发行企业，据云2008年实现销售收入28．3亿元，比上年有较大增幅，然而其中图书销售收入仅7．79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8．53％。该企业的图书销售收入，2007年是10亿元，2006年是12亿元，上市前的2005年是20余亿元，图书发行主业的持续下滑令人担忧。据悉，目前国内部分出版集团也出现主业萎缩的现象。无论作为上游的出版集团，还是作为下游的发行集团，如果产业发展了，而作为主业却严重下滑，这无疑偏离了文化企业产业化发展的初衷，也背离了改制的本意。出版业是产业不假，但它是以生产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为主业的特殊产业，如果仅仅是以赢利为目标，完全可以去搞金融投资、期货交易，甚至是房产开发。既然选择了做出版，就要将这个主业做好。唯有做好主业，才能证明出版的存在，才能彰显出版的功用和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