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之前所有媒体的报道，大都将中国图书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走出去”的问题，其实，人文社科、文学、教育、少儿、财经、科技等各类别图书，经验不同，路径不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所以，本报特别策划中国图书“走出去”地图之系列报道，把脉各细分图书“走出去”的现状与问题，以期为中国出版人奉献一份更翔实、更具现实意义和操作价值的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纵横坐标图和线路图。
虽然作者资源的不同造成了不同出版社间在版权输出类别和目的地间的差别，但在对外推广科技类图书最关键的一点上，这些出版人异口同声的是，质量。
科技图书“走出去”：成就与困难
■本报实习记者 宋平平
1637年，明崇祯十年，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初刊，它记载了明朝中叶以前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工业、农业、手工业的综合性著作，除了收录130多项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名称和形状之外，它还配有121幅插图，并对生产机械有非常详尽的描述。《天工开物》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日本和欧洲广为流传，广泛影响了西方的技术发展，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达尔文称之为“权威著作”。
2009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启动5年，中国科技类图书版权输出量逐年上升，殊不知，在耀眼增长的数字背后，是版权人们怎样的努力：翻译的高成本、对外推广的艰难和外商对我国科技实力的不了解，如同拦路之虎，阻碍着新的《天工开物》们走向海外。
“走出去”现状
“外国出版社对突出中国元素的品种很有兴趣。”辽宁科技出版社国际图书出版中心的陈伟治告诉记者，他们与意大利莫塔出版社合作的《中国风尚》，与新加坡叶一堂合作的《中国红》，还有与英国LaurenceKing合作的《当代中国建筑》，都取得了不错的反响，而原因是：“国外读者想要了解中国的文化和设计，这对他们很有吸引力，而且现在很多国外设计公司在中国开设分公司，他们也想多多了解中国本地的东西。”
相比辽科社的设计与建筑类图书，计算机技术类图书则是电子工业出版社的拳头产品，版权经理苏醒告诉记者，截至9月初，他们出版社已经对外输出版权50项左右，“也许比不上人文类的出版社，但已经是我们社多年来不懈努力的结果了。”电子工业出版社的《GoogleAPI大全》和《程序员面试宝典》都输出台湾地区，取得了很好的反响。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该社的主要版权输出地是港台地区，苏醒很坦白：“科技图书推广到英语国家，本身需要精确的翻译，不仅仅涉及图书介绍，而且需要从各种渠道找到行业专家进行至少一、两节样张的翻译工作，因此出版社自身承担的翻译成本很高。”
同样被翻译这道坎难住的还有人民邮电出版社，他们的版权经理杨长青对记者说：“有一家印度的大型出版社看中了我们的十几本书，就卡在翻译那里，他说他们国内没有这样的人才，只能由我们翻译。可是计算机技术类的图书，要求翻译人员外语好同时又懂技术，对人才要求高，成本自然也高。”人民邮电出版社近年来的版权输出数量年年都有提升，从2005年的十几种到今年9月前的接近50种，这样的成绩当然可圈可点，但杨长青始终对没有攻下英语国家市场耿耿于怀：“非华语地区国家我们没有少做工作，可是现在还没有成功案例。”她告诉记者，翻译成本居高不下是原因之一。
翻译，成了科技类图书“走出去”过程中必须逾越的一道壁垒。
翻译的壁垒
杨长青拿与印度进行版权贸易的例子，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印度的书价本来就是我们的一半，国内中译英的翻译是一千字两三百元，科技类的要更贵。”再加上校审费用等，当出版社的赢利不能保证，版权输出的价值也就打了折扣。科技类图书翻译的问题，是人才的问题，更是资金的问题。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设立，就是为了给中国图书的对外版权输出提供翻译费资助，在这个计划启动后的5年之内，有767个项目得到了它的支持，其中40%属于科技类出版物。虽然这个数字很可观，但很明显，“对外推广计划”的资助不能满足所有出版社的需求。“全国几百家出版社都去争，并且大多数时候是签约后才有资格拿到资助，”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诉说苦衷：“国家对科学发展这么支持，应该在‘对外推广计划’中成立专项的科技方面的资助金，这样对科技类图书的输出会有很大的帮助。”
除了对于国家进一步优惠政策的期盼，出版社自己能在翻译方面做什么工作呢？记者访问了科学出版社海外合作部主任王春香――在2006年法兰克福书展上，科学出版社售出116种图书版权，成为我国科技类图书“走出去”的重大突破。“我们的版权输出数量与科学出版集团制定的整体方针和战略是相吻合的，我们的版权贸易工作定位高、要求高，配备的人员和资金也到位，版权输出这方面工作领导非常重视。”王春香说。今年是科学出版社成立55周年，“我们作为一个55年的大社，积累了优秀的译者队伍。”王春香介绍了他们挑选译者的一系列标准：英语水平、专业水平、试译（试译要编辑先满意，之后还要经过专家的评审）。“我们的译者队伍，无论是学历、专业背景和英语水平都很不错。”
看来解决翻译问题，需要的是人才的培养和积累，需要的是资源的投入和锲而不舍的重视，要迈过翻译这道坎，必须假以时日――当然，这也并不影响出版社在自己特长的领域发挥特点，把版权输出搞得有声有色。
把图书“推出去”
“过去有些出版社，做一百本书的书目和简介，用邮件群发给国外客户，等一两周都没消息，更多时候是石沉大海。”苏醒说，“而我们社现在要求的是‘精准营销’，不会向客户群发邮件，原因是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对什么样的图书感兴趣，也知道他们的市场专精是什么，我们把客户分类，同样的书只推荐给两三家出版社。”长期合作积累下的对合作伙伴的了解，使电子工业出版社受益匪浅。
王春香则认为，对外推广还是要有个积累的过程：“1979年11月7日，科学出版社就签订了科技类图书的第一个版权输出合同，那个时候‘文革’才结束三年。”在与施普林格出版社、爱思唯尔集团等世界知名大社的长期合作中，“我们已经和他们对口到编辑那里了，很多资料是直接送到他们编辑那里，这样更加便于他们的挑选引进”。
可以想见，对外推广中国科技类图书的难处，除了翻译外，还有我国科技水平的限制，杨长青指出：“其实主要还是内容的问题，如果你的技术很先进，获得国际认可和了解，作者的知名度也高，卖出版权就不是问题。”她认为国内出版社对英语国家版权输出的最大症结就是我国的整体科技实力还不够强大，而且外国出版社对我们科技方面的进展也不甚了解。苏醒也说：“总不能把欧美的东西再反过来卖给他们自己吧？而且发达国家对于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了解不够，存在偏见。”这是电子工业出版社的版权输出目的地大多在东南亚地区的原因。
作为“科学家的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在图书内容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王春香说：“很多院士和学科带头人在我们出版社发表专著，可以说我们社出版的图书在较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最高的科技水平，他们的著作在世界上很有影响力。我们国家在一些学科还是很强的，某些专家的作品，外商很关注。”
虽然作者资源的不同造成了不同出版社间在版权输出类别和目的地间的差别，但在对外推广科技类图书最关键的一点上，这些出版人异口同声的是，质量。
“质量是第一位的”
“科学出版社55年来积累下了宝贵的作者队伍。”王春香认为，只要是优秀科学家写出的精品，一定会收到好的反响。和其他科技类出版社不同，科学出版社输出的图书大多数是学术专著，而且，“我们输出版权主要是到英语国家，这是我们社一贯的方针。英语是世界上较为普及的语种，不少英语国家的科技也比较发达，科学专著的英语版本有其突出的影响力”。
电子工业出版社的《GoogleAPI大全》输出到台湾地区，由统一元气出版。“他们是在网上看到了这本书的介绍和读者的评价，主动跟我们联系要求购买版权的。”苏醒说，“《程序员面试宝典》，并不是纯技术类书籍，而是计算机领域的外延产品，综合了职场技能和技术含量，也获得了不错的评价。今年一月份我们把版权卖给了台湾的?峰出版社，现在台湾地区的销售也不错。还有刚刚获得08年版权输出奖的《编程之美――微软技术面试心得》，也是因为其过硬的质量和优秀的作者得到了合作伙伴的认可”。
对于图书质量与版权输出之间的关系，苏醒告诉记者：“图书本身的质量要比我们积极推广更重要，质量是第一位的，因为版权贸易谈判关系双方的利益，对方不会只依据我们的推广做出判断，还要在市场上搜集其他信息。”一个出版社对于图书质量的关心，就是对于自己经营前途的关心。
韩国、日本的一些大财团都对本国的图书输出有资金和项目支持，而在我国，企业对文化的支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功利的。
财经类图书“走出去”：路漫漫
■本报实习记者 周婧菲
中国人对财经类图书的聚焦缘起于90年代初文学与财经的完美结合，一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梁凤仪财经小说创造了超过3000万册的销售奇迹，掀起了人们对财经领域关注的热潮。伴随着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脚步，财经图书在国内市场上的销售情况愈加繁荣，许多国外出版社也看准时机，在中国抢滩登陆。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财经类图书“走出去”的过程却显得步履维艰。当谈起这个问题时，各位出版人纷纷表示，中国财经图书“走出去”仍然长路漫漫。
“搂草打兔子”
经济发展状况影响文化流动的方向。落实到与财经有关的文化产业上，这样的流动就愈加明显。相较于其它类型的图书，财经类图书“走出去”的步伐显然迈得更加艰难。机械工业出版社财经分社社长谢小梅用“尚未起步”四个字来形容财经类图书输出的现状，也充分显示出出版人的无奈。
“在财经图书方面，我们版权的输入和输出是完全不成比例的。与输入相比，输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谢小梅告诉记者，国内经管类图书的市场现状仍然以从欧美地区引进先进的经管理念和工具为主。“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不高，也还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经管体系和思想。”中信出版社版权部经理李英洪和谢小梅持有相似的观点：“中国在行业内缺少被世界公认的财经学家，而卓有建树的学者和作者也是一项重要资源。”
一本优秀的财经图书应当兼具“可读性”与“实用性”。在李英洪眼中，不同的文化和经济发展背景是钳制财经类图书“走出去”的另一因素。与欧美地区相比，中国的财经类书籍在大中华地区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因为大家不仅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也有着相似的发展经历。李英洪以《水煮三国》一书为例：“这本书的内容与《三国》结合得非常好。而传统文化是大中华地区的纽带，亚洲读者对‘三国’的故事耳熟能详，所以台湾和日本的市场能够认可。”
相较之下，打入欧美市场的图书就没有那么幸运。2005年，中信出版社借助联想成功收购IBM的东风将《联想风云》送入美国市场，但收益并未达到预期。在李英洪看来，国外读者对联想的好奇是一个不错的契机，然而在契机背后，能为当地读者所理解、所借鉴和运用才是财经类图书“走出去”的长远之道。
谢小梅将财经类图书输出的现状比作“搂草打兔子”：“出版社注重的是效益，‘走出去’的图书收益少，我们不可能将大量心力放在上面。现在在国外出版的图书创造的主要还是品牌效益，与此同时让世界倾听中国发展的声音。但要真正从这方面获得经济效益，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
外部障碍
说起财经类图书“走出去”的困难，出版人各有一肚子苦水。除了中国财经体系内功薄弱之外，出版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外在阻力也不容忽视。
―――高水平翻译人员缺乏―――
缺乏高水平的翻译人员是图书“走出去”所面临的巨大障碍。要想被国外读者接受，“本地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翻译就是“本地化”的第一关。财经类图书的翻译不是单纯字对字的转换，而是再创作的过程。译者也是作者，要根据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重新整理构架、加入本地案例，因此对语言功底、专业背景和出版经验都有很高要求。
―――消息渠道不通畅―――
在与国外出版社合作的过程中，让谢小梅忧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出版社在海外市场消息渠道的不畅通。“我们在出口国是没有版权人员的，因此无法确切地知道‘走出去’的图书在那边卖得怎么样。虽然通过部分地区的网络排行榜也能一窥少量图书的销售情况，但具体数字还是要依靠中间代理商告诉我们。这样一来就非常被动，人家说卖了多少就是多少，重印的消息也很难得到。”
人民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孟超在这方面有着自己的建议：“要使图书出版‘本地化’，就应该多了解外面的市场环境、读者需求。这种了解不是单纯地派两个中国的工作人员去外国驻扎，而是要融入国外读者的生活环境中，甚至雇佣外籍员工，以加深对国外市场的了解。”
―――政策支持的局限―――
近年来，我国政府在支持图书“走出去”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和尝试，出版社可以通过申报项目来获取资金和技术上的帮助。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策支持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李英洪举了个简单的例子：“得到国家资助的图书在海外出版时要在封面上加一个标志性的LOGO，而有些国外的出版商不愿意，因此我们只能做罢。”
敢问路在何方？
―――扬己之长―――
在财经图书“走出去”的队伍中，介绍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图书是一支主力军。孟超认为，这是本版图书的优势，值得在这支主力军上大做文章。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成果震惊了世界。在这三十年里，我们的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提升速度之快，连老牌的经济强国也羡慕不已。在我们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值得世界做理性反思和深度挖掘。”孟超表示，“另一方面，外国企业进入中国的时候，也十分关心中国的经济环境和财经信息。他们希望看到这些生动的、鲜活的案例，来为他们进入中国市场、了解中国国情做指导。”
―――从“借船出海”到合作出版―――
目前国内“走出去”的财经图书主要采取版权输出的模式，即和外国出版公司签订英文版转让协议。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书在国内什么样，拿到国外也是这个样，图书内容缺乏“当地特色”。李英洪认为，与国外出版社一起合作出版也是一个好的模式，只是目前还缺乏深入的沟通，一是作者对出版国经济环境的了解，二是对读者偏好的认知。“一起合作出版的关键是文本的质量如何，这里所说的‘文本质量’指的是写作方式和风格能否被异国读者所接受。”李英洪介绍，“在西方，写一个人物不仅要谈到他的阳光面，也要涉及他的负面、提出疑问，这样读者才觉得这是一个客观的人。仅仅突出人物的某一部分在西方读者眼中是不完整的。然而国内的传记则更具有‘引导性’，突出正面，这也是中西风格的一个差异。”
―――多方支援―――
目前政府对图书“走出去”主要有两方面的支持，一是翻译支持，二是进一步的出版、资金支持。财经图书在中国图书“走出去”的队伍中与其它种类相比是个薄弱环节，但正如最短的木板决定了水桶的容量，坚持提升薄弱环节才能使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步伐迈得更加坚定。
除了坚持原有的翻译补贴，三位出版人也提出，应当建立专门针对财经类图书的新资助模式。另一方面，孟超建议，在政府支持之外，企业对国家图书输出事业也应该做一些贡献。“比如韩国、日本的一些大财团都对本国的图书输出有资金和项目支持。而在我国，企业对文化的支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功利的，我们应当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让外国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经济，这对企业也是有好处的。”
―――固本培元―――
当然，财经类图书“走出去”最根本的动力还是优秀的创作者和创作资源。
“欧美市场的创作资源非常丰富，不仅有非常尖端的企业家、管理方法和模式，还有非常专业、优秀的作者。”在与国外出版社多次合作后，李英洪十分感慨，“国外的很多财经图书作者都是专职作家或者资深记者，他们将自己长期的观察和积累汇编到一本书中，这样的写作不同于专栏文章，而是综合了个人的丰富经验，以讲故事的方式为读者呈现出自己的理念。”李英洪表示，目前国内一些出版社也已着手开展这项工作，通过设立作家基金来吸引优秀作者，固本培元，以带动国内创作市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创作资源丰富了，‘走出去’的步伐也会更顺利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