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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改天换地的十年

2009-09-23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一句话,1949年后的十年是翻天覆地的十年。中国的图书出版和阅读状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1949年之前的书,主要分两种,一类是传统古书,四书五经之类,1949之后成了封建性的东西,除了特别有名的,大家基本上都不读了。另一类是西方的东西,包括五四新文学,因为主要受西方的影响,有资产阶级的阶级性

,也不能读了。

取而代之的主要是苏联的东西,一下子全出来了。主要是文学方面的,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禁卫军》,此外还有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我记的也许不准确,反正都是革命战斗的书。看的电影也是苏联的,唱的歌也是苏联的,排的剧目也主要是苏联的,女孩子穿衣服也学苏联的,这样才时髦,是“革命加时尚”。还有就是延安过来的书和节目,《白毛女》之类的。延安的一批文化人的书,一下子成了主流,大家都向他们学习。

其实对这些东西,中国大多数人都是不熟悉的,但是大家都很激动,也觉得很新鲜,通宵达旦地看,通过这些书来熟悉一个新社会新世界。要求进步的人都跟着看,有整整一代人――比我们下一点的那一代――都是从这些书中长大的,这很重要。看小说、电影,读书,绝对不是小事情,因为精神营养不一样,对个人的成长有很大影响。年轻时候接受的东西,一辈子就定型了,价值观念、精神状态、追求的东西、做人的方式、行为习惯,都不一样的。

大致说起来,我们是后五四一代,受的主要是西方的影响;比我们晚一点,建国后的这一代人,1930年代出生、建国前后读大学的,受的就是苏联的影响;再晚一点的,主要受的是文革的影响,精神面貌、思想观念、为人处事的方式,又不一样,他们现在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吧;再晚些,文革之后的一代,也是另外一个样,我就不知道了,也许没那么多信仰,对于物质更重视了吧。

这个变化表现在大学教科书上。我们这一代是受西方影响的,读书时都直接用的英文教材,出国倒是很容易接轨。1949年后的大学教材就都是苏联的了,大家学俄语。到了1950年代后半期,我们和苏联的关系坏了,大学开始自己编教科书,很有自己的特点,不仅教科学知识,也教思想观念,价值观、人生观,这方面的教育很多。

既然是改天换地嘛,过去那一帮子人都不行了,不是反动资修,就是封建残余,总之都落伍了,出来了一批新的主流,红色革命,正统思想,教学上有了标准答案,思想上有了正统和邪说的区别。

旧的那一批人,也有新作发表和出版,主要是热爱新中国,学习经典的感受体会什么的,当时这一类的东西很多,正式出版的,私下交流的,都很多。我们老的是改造旧思想,新一代人没有旧思想可改造,就直接接受新思想。

革命图书中有很多是讲农村生活的,具体书名我不记得了。抗美援朝时,也出了些抗美援朝、批评美帝国主义的书,让大家了解时事嘛,四清、三反五反的运动,也会出反映这些运动的书,是小说,但重在教育意义。

学术书就非常少了,主要是革命建设,是改造思想,学术没地位了。没条件写,写了也没人看,大家都很激动很热情,没心思管学术研究。而且,新的历史书写方法也出现了,从阶级斗争的新的角度看整个历史,老一套的学术研究都过时了。

当时也有的年轻人思想有负担,认为整天搞这个那个,都是政治,不务正业了。于是就教育他们说,革命的需要就是大家的正业。看书也是这样,要革命,要进步。后来也不是很提倡读书了,运动很多,活动也多,大家都很忙。读书是清闲的事情,所以不读书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打开了,旧世界的东西要被淘汰。1949到1959这十年,学术文化界越来越革命,越来越左,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文革。文革结束后,我们国家才逐步重回正轨,反映在出版和阅读领域,就是大量翻译介绍西方的作品,重读五四新文学,也开始出版古书(发展到现在就有了国学热)。

(本报记者 陈洁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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